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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75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帮助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高达6000多亿美元，农业、民族工业、矿产资源和人民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的巨大创伤。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正确面对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共同维护公平正义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新秩序，人类才能永享持久的和平与健康长效地发展。然而，75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未作深刻反省，相反不断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侵略行径翻案。国内某些精日分子更是数典忘祖，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诡辩甚至美化，令人不齿。中国人民必须世世代代同这些死不改悔的违背人类共同正义公理的行为做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 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当敌人把战争的阴云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中华民族又有敢于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并最终夺取胜利的勇气、决心和毅力。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今天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站在历史的长河边，看国际云谲波诡，任何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中华儿女都会在内心深处思考这样一个严峻而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步步皆为杀招的凌厉攻势，甚至还要将全面战争的阴云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我们究竟准备好了吗?!我们该怎么办?!冒着敌人的凶残进攻，筑成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和不屈脊梁，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而不至于向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单一抗战那样步步退让、一溃千里。 一是我们内部的汉奸和卖国贼究竟有多少，该怎么提前“清理门户”?!抗日战争期间，伪军人数高达230多万，比侵华日军总数还多，国民党军队投日降日的旅长以上将领58人，军队50多万人，成为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最大耻辱。今天中美一旦诉诸刀兵，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何俊仁祸港“四人帮”，以及黄之峰、周庭等港独分子，蔡英文、赖清德等台独分子绝对会一头栽进美帝国主义的怀抱，蔡霞、“恨国女”、季子越等精日哈美分子肯定也会是铁了心地向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摇尾乞怜;那些在美国有巨额存款，并将子女送到英美等国的权贵会不会也沦丧成新时代的汉奸，很难说。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不会再出现诸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张景惠、王克敏、梁鸿志、殷如耕、李士群等等之类的新时代大汉奸呢?!这还不包括潜藏在我们内部的大量的“第五纵队”。 二是我们是否有打赢全面战争的足够能力和硬实力。全面战争包括科技战、经济战、能源战、粮食战、电子战、信息战、文化战、外交战、生化战、军事战等等。具体则包括我们是否有独立自主的计算机操作和反侵入系统，是否有能抗干扰或不受干扰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是否已经真正建立能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军事指挥系统，是否有足够的战时全民动员和组织能力，是否具有持久的战略资源支撑、后勤保障支援能力，是否具有至少能同时打赢三场局部战争的能力，是否有拒敌或歼敌于第二岛链之外的能力等等。 三是我们是否具有诸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样能凝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意志和精神的克敌制胜的纲领性指导文献?!从上至下的思想统一好了吗?!谋定而后动，走一步看一步肯定不行的。像蒋介石那样三邀毛泽东赴渝谈判，自己却丝毫没有提前准备的做派肯定是不行的，象蒋介石那样被日本人打得从东北溃逃到大西南并被逼迫迁都重庆，内心深处却还一直寄希望于国联干涉、调停、制裁日本，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对日宣战的投机观望主义肯定也是要不得的。 四是我们是否有敢于把核导弹竖起来的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面对美国及其走狗的疯狂挑衅和步步紧逼，我们始终不敢“亮剑”，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导致美国登鼻子上脸，甚至那些腌臜泼皮国家也不时地对我们死缠滥扯。在国际社会上弱国受到强国欺凌时，我们却奉行中庸之道，不敢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谴责，更鲜有行使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行为，导致真正敢与我们站到一起并坚定支持、支援我们的真心和铁杆朋友不多，甚至没有。相反的，原来支持、追随我们的不少国家却倒向到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排华阵营之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台湾人民的抗争更是艰苦卓绝，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开始，一直到1945年，长达50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不惹事，但我们也绝不怕事，关键是要有不怕事的能力和实力，要有不怕事的人。敢战方能拒战或言和，能战方能止战。战争是政治、经济的延续和最后手段与后盾，中美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其惨烈程度绝对不亚于抗日战争，我们必须时刻做好了这方面的全面准备! 忍签“和约”求不来真和平，委曲求全求不来真安全。割肉饲虎也许可以换来一时和平，却换不来长久的真正的安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渴望和平，也不想把东北地区拱手让人。然而，“除不抵抗外毫无办法，除镇静外毫无筹谋”。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只要日本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 “不抵抗”很简单，却是以丧权辱国、苟且偷生为代价。侵略者就是在得寸进尺中胃口越来越大，野心越来越膨胀。九一八事变后，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悲痛地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回答令他无地自容：“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我们珍视和平，但不乞求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惧怕战争。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真正具备了“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才能慑有效果、谈有砝码、打有本钱，以不变应万变。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数中华儿女抱着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同仇敌忾，血战到底，最终看到“天亮了”的那一刻。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伟大真理。军人的腕表上，没有和平刻度，只有战争和战争准备期。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平时枕戈待旦，战时才能拔刀亮剑。面对那些狼子野心的觊觎者，我们既要有防狼之心，也要有打狼之术，时刻准备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为人民而战，“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孙子兵法》提出，战争制胜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然而，古今中外，“不战”莫不以“能战”为基础。战国时期，楚国造云梯将攻打宋国，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九次推演大败公输盘，迫使楚王放弃攻宋图谋。二战前期，苏军在诺门罕一战痛击日本关东军，使其彻底放弃“北进”企图，自此苏联东线无战事，即使后来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日军也不敢与之配合。中欧小国瑞士，四周强国环伺，却几百年保持中立而免遭战火，两次世界大战都毫发未损，纳粹德国曾3次准备入侵，每次让希特勒放弃计划的，不是瑞士著名的中立政策，而是全民皆兵的国防能力。 强硬反击、以战止战是对付挑战者的最好选择。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天下还很不太平。一些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千方百计进行遏制和围堵。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必须充分认清“战争就在眼前、战场就在身边、备战就在今天”，坚持形势任务常讲、战备教育常抓、战斗精神常育，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和“任期内打仗、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拿得下。“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准备打仗吧！ 打战是为了争取和平，新中国的安全就是打出来的，我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战中提高本领，打一仗进一步，越打能力越强，打出国威军威，打出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应当坚持“以斗争求和平”的基本原则，斗智斗勇，敢打必胜。军事斗争准备应当突出四个重点： 第一，必须给美帝划一条红线，红线以外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红线以内我跟你拼命。朝鲜战争，中国给美帝划了一条红线——三八线、越南战争，中国再次给美帝划了一条红线——北纬17度线、今天，我们也要给美帝划一条红线——如果胆敢侵犯我国核心利益，包括侵犯领土、领空、领海等国家主权，我们必须以举国之力，坚决予以自卫还击。 第二，必须修改核力量使用原则，做好大打和打核战争的准备。中国政府曾经向世界承诺：“中国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不会对无核国家威胁或者使用核武器。”针对美帝及其走狗在中国周边大量部署军事力量、对我构成实质性战略威胁的新情况，我们必须重新制定核力量使用原则，一旦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确切严重威胁，我们有权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只有这样，才能震慑敌人。我们必须加快备战，做好大打和打核战争的准备，强硬反击、以战止战才是对付好战者的最好选择。 第三，必须优先发展“杀手锏”武器，积极创造对敌斗争优势。当前中美军事整体实力仍然相差悬殊，但是我们可以针对敌人的军事拳头力量发展“杀手锏”武器，比如航空母舰、导弹拦截系统等，以较小的投入创造较大的军事效益，并在局部区域形成绝对优势，达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的。 第四，必须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用“上甘岭精神”武装全军。敌人怕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的“立国之战”、“立威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鲜血和生命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尊严，打得美国佬闻风丧胆，至今心有余悸。我们要用上甘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血基因”培养全军官兵的敢战血性，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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