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抵抗不一定胜利、不抵抗一定失败

陈中华:抵抗不一定胜利、不抵抗一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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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谈谈历史上的“九一八事变”。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在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它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有的国策,无论我们的态度如何,都无法避免这个事实。

既然走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那么他们就是会扩张下去的。

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一直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他青年时期在日本生活过,受日本影响很大,国民党政府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于日本的军校,他们天然对这个“同文同种”的邻邦有“好感”。

但是在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首相田中义一,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赤裸裸地写出“满蒙(东北)非中国领土......(日本)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大和民族欲布武于亚细亚,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说白了就是“要吞并亚洲,先吞并中国,要吞并中国,先吞并东北”。因为东北地域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发展近代工业最好的粮仓和矿仓,因此日本早就对东北垂涎三尺。

然而就在《田中奏折》呈送日本天皇的两个月后,蒋介石还飞到日本,秘密拜会田中义一,谋求日本对他本人统治中国的支持......田中义一对他的忠告是:“国民党不要急着北伐,而要先消灭南方的共产党,反共才是日本和民国的共识.....”。

而在此时,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日本在东北的渗透扩张也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关东军长期驻军,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中,也存在大量的“日本顾问”、日本间谍,虽然“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东北易帜”,拒绝日本人要求,支持民国中央政府,但日本人的势力,还是在无可遏止地扩大。

沈阳是当时中国的第四大城市,人口约70万,其中日本人就有20万,在关东军的保护下,这些“日本侨民”俨然把沈阳变成了一座“日本城市”,沈阳的所有商业区,都叫做“町”。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如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本庄繁、土肥原贤二等人,无不妄想着“占领东北”,以“扭转日本国运”。他们筹谋着制造事端、鲸吞整个东北。其中,关东军中将本庄繁,曾经长期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武官,是真正的“中国通”,对中国和东北军非常了解,而土肥原贤二是长期活跃在中国的特务头子。

但是国民政府和奉系军阀,对真正的敌人,几乎是一无所知,对迫近的危险,也毫无察觉。

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暴跌了一半,经济危机达到高峰。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暴跌,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失业人口达到了400多万,作为东亚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自然就要对外扩张,转移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也是历史的大势。

1931年之前,中日明面上的关系甚至是缓和的,1929年,一心要侵略中国的田中义一内阁倒台,亲华的滨口内阁上台,驻华公使是亲华派佐分利贞男,佐分利贞男甚至在1929年和蒋介石政府达成了“全面改善中日关系”的共识。1929年底,佐分利贞男回国述职的时候被刺杀。1930年,重光葵担任驻华公使,他也算是个亲华派,而且极度“厌恶军国主义”,中日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近代史上,每当日本政客大谈“日中亲善”的时候,往往都是日本军人独走侵华的前夜……不只是日本,所有法西斯国家、“昭和”国家都是如此,当他们的外交官、政客开始“斡旋”、“谈判”的时候,他们的军队往往正在做“战争准备”。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军经常没事制造冲突,比如说几个关东军和几个东北军在街上走,关东军就拿着火柴去东北军士兵的刺刀上去划,故意惹毛东北军战士,如果这个战士急了,一刺刀捅过去,他们就可以借机生事。张学良各种“克制”,命令士兵不许“反抗”,要“忍辱负重”,但最终日军还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炸弯了南满铁路的一根铁轨,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

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当晚,东北军政大员,几乎都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张学良当晚在北平,观赏梅兰芳演的《宇宙锋》,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给他父亲奔丧,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在给他父亲做寿......就连北大营的主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北大营,前线没有一个主心骨。

攻击北大营的日本关东军,仅有650人,而北大营的东北军,足足有一万两千人,北大营也是一座坚固的军事堡垒,装备精良,第七旅更是东北军中的精锐。

《沈阳文史资料》记载:“北大营第七旅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旅,堪称精锐里的精锐,分为三个团6000多人,每个团配有12挺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以及4门平射炮,每个连使用德国步枪120支,每个班一挺轻机枪……士兵没有不识字的,有的是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

在日军关东军攻击北大营的当晚,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第一时间是组织了抵抗的,但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给他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中国军队第一个率队“还击”的,是东北军第七旅620团团长王铁汉。

当晚11时30分,620团团长王铁汉赶回北大营,三次致电上峰请求率队迎敌,然而得到的回复仍旧是“不准抵抗”,王铁汉激愤地回答:“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凌晨2时,日军增援部队抵达,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冲击北大营内面对身边不断倒下的子弟兵,王铁汉再也无法忍受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转向官兵大声疾呼,“上边不许我们还击,可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就这样任日本人随意宰杀呀!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今天我宁可违抗军令,也要打他狗日的!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杀敌的战场上!”随即下令部队开始还击。在东北军不断撤退的过程中,王铁汉率队断后,不断向日军射击,凌晨5时30分,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

北大营一战,日军伤亡25人,东北军伤亡、失踪483人。

九一八整个晚上,北大营、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厂、军械库、机场全部沦陷,所有的军政机关、金融机构全部沦入敌手,警察全部被缴械。日军仅在沈阳兵工厂,就获得了15万支步枪、6万支手枪、重炮野战炮250门、子弹300万发、炮弹10万发,飞机300架。

九一八事变一周后,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辽宁、吉林的大部分城市。而中日军队的数量是悬殊的,关东军正式部队1万人,非正式部队1万人,加上警察3000人,总共2万3千人;东北军一共30多万人,除了11万人被调入关内之外,东北还有20万东北军。九一八当晚攻击北大营的日军部队,只有650人。

东北民间歌曲《“九一八”小调》这样讽刺:“”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九一八之后,王铁汉回忆,“我们手上就几颗子弹都能打成这样,如果豁出去打,我们旅有1万多人,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

张学良、荣臻、王以哲,确实都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都难辞其咎;但在1931年,东北早已“易帜”,张学良家族不是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的独立政权,东北有中央,中央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但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是什么样的?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吾方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有蒋介石的命令在先,我们就可以搞懂东北各军政长官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奇怪表现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是立刻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让东北军撤到长城。

蒋介石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如果抵抗的话,日军可以在三天之内横扫中国,占领长江流域,他说:“以中国国防之薄弱,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总结一下就是:日军太可怕了,不能抵抗,抵抗三天就亡国了。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爱国情绪,虽然日方侵略中国,但我们不能抵抗,不能妄动,同时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发电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要关怀备至,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去。“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但是,所有的“不抵抗政策”,所有的“对日亲善”,并没有换来和平,1932年,日本就策划了“满洲国独立”,还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侵略者的欲望,是永远都不能满足的。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是追悔莫及的,他下令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组织抗战,马占山将军是黑龙江省主席,1931年11月22日,马占山发表宣言曰:“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求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并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他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后来爱国歌曲唱道:“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说的就是他们。

但是,蒋介石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援助,奋勇抵抗一年后,弹尽粮绝。义勇军第一军军长邓文向国民党桂永清求助,桂永清发电报问蒋介石怎么办。蒋介石居然回复说:“集宁分校重要,应专心办成,不可末于无定,分心他务,致碍正务也”。意思是让桂永清办自己的差,不要管东北义勇军的‘闲事”,结果仅仅两个月后,抗日英雄邓文被暗杀在张家口,壮烈牺牲。

在这九一八事变后,立场最坚定,抵抗之心最猛烈,行动最果断的,是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了《九·一九宣言》。

《宣言》告知东三省百姓,日军已经武装占领沈阳,长春以及铁路沿线大小城市;同时揭露了日军的颠倒黑白的谎言,并告知人们日军发动事变是在“大陆政策”指导下蓄谋已久的行动;还猛烈抨击国府的“不抵抗政策”,并且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宣言》直接号召人民群众该实际行动起来,投身于拯救民族的斗争之中。这份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发出的第一份抗日檄文

1932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游击队。

此后“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的东北抗联,就在白山黑水之间,和日军进行殊死搏杀......

东北抗联,是中国最早抗日的部队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就和日寇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整整坚持了14年。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3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著名的杨靖宇司令、赵尚志司令、周保中司令,都是共产党员。东北抗联对日伪军作战共约10余万次,歼敌18万余人,牵制日军最高峰时达到76万人。

抗联的斗争环境是极为艰苦的,他们装备物资严重缺乏,自然环境极度恶劣。战士们在深山里修密营、打游击,经常十天半个月吃不到粮食,渴了抓把雪,饿了吃些树皮、野菜、草根,空腹与敌军战斗;冬天“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夏季“湿衣溃足气喘难,蚊叮虫咬痕斑斑”。

东北和关内不同,地广人稀,气候严酷,冬天动辄零下三十度,普通人没有御寒衣物,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而且日寇在东北经营已久,采取“保甲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抗联内外断绝,又无法从民众那里获得支援,据说,最艰难的时候,同情他们的百姓,经常把粮食故意撒在野外,让抗联将士们去捡。

在严酷的环境下,在敌人凶残的绞杀下,东北抗联遭受了几近覆灭的严重挫折。仅11个军的先后19名军长、代军长中,就有9名牺牲——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平、夏云杰、陈荣久、汪亚臣、柴世荣、许亨植......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只有四人。

抵抗不一定胜和;不抵抗一定失败。

抵抗是九死一生,不抵抗十死无生!

豺狼是一定要吃人的,无论你对它多么“亲善”。

面对豺狼,不做战备,没有预案,放弃抵抗,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寄希望于“斡旋”,以为豺狼可以安抚,吃饱了就不会继续攻击人,是自寻死路,是对同胞的不负责任,是对历史的犯罪。

法西斯是一定会侵略扩张的,任何的妥协、退让、绥靖、谈判,都只会助长他反人类的气焰。帝国主义是一只饕餮,白皮肤的饕餮,黄皮肤的饕餮,都一样,都是饕餮,怎么吃都吃不饱的,前狼止,而后狼又至,你担子里还有多少肉,都喂了它,你准备饿着肚子抵抗它?

帝国主义是没有感情没有人性的,同文同种打动不了它,国际规则限制不了它,帝国主义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大多数没有共情,对“其他文明”没有共情。1931年如是,2020年亦如是。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正确面对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共同维护公平正义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新秩序,人类才能永享持久的和平与健康长效地发展。然而,75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未作深刻反省,相反不断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侵略行径翻案。国内某些精日分子更是数典忘祖,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诡辩甚至美化,令人不齿。中国人民必须世世代代同这些死不改悔的违背人类共同正义公理的行为做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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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当敌人把战争的阴云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中华民族又有敢于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并最终夺取胜利的勇气、决心和毅力。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今天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站在历史的长河边,看国际云谲波诡,任何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中华儿女都会在内心深处思考这样一个严峻而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步步皆为杀招的凌厉攻势,甚至还要将全面战争的阴云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我们究竟准备好了吗?!我们该怎么办?!冒着敌人的凶残进攻,筑成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和不屈脊梁,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而不至于向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单一抗战那样步步退让、一溃千里。


  一是我们内部的汉奸和卖国贼究竟有多少,该怎么提前“清理门户”?!抗日战争期间,伪军人数高达230多万,比侵华日军总数还多,国民党军队投日降日的旅长以上将领58人,军队50多万人,成为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最大耻辱。今天中美一旦诉诸刀兵,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何俊仁祸港“四人帮”,以及黄之峰、周庭等港独分子,蔡英文、赖清德等台独分子绝对会一头栽进美帝国主义的怀抱,蔡霞、“恨国女”、季子越等精日哈美分子肯定也会是铁了心地向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摇尾乞怜;那些在美国有巨额存款,并将子女送到英美等国的权贵会不会也沦丧成新时代的汉奸,很难说。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不会再出现诸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张景惠、王克敏、梁鸿志、殷如耕、李士群等等之类的新时代大汉奸呢?!这还不包括潜藏在我们内部的大量的“第五纵队”。


  二是我们是否有打赢全面战争的足够能力和硬实力。全面战争包括科技战、经济战、能源战、粮食战、电子战、信息战、文化战、外交战、生化战、军事战等等。具体则包括我们是否有独立自主的计算机操作和反侵入系统,是否有能抗干扰或不受干扰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是否已经真正建立能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军事指挥系统,是否有足够的战时全民动员和组织能力,是否具有持久的战略资源支撑、后勤保障支援能力,是否具有至少能同时打赢三场局部战争的能力,是否有拒敌或歼敌于第二岛链之外的能力等等。


  三是我们是否具有诸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样能凝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意志和精神的克敌制胜的纲领性指导文献?!从上至下的思想统一好了吗?!谋定而后动,走一步看一步肯定不行的。像蒋介石那样三邀毛泽东赴渝谈判,自己却丝毫没有提前准备的做派肯定是不行的,象蒋介石那样被日本人打得从东北溃逃到大西南并被逼迫迁都重庆,内心深处却还一直寄希望于国联干涉、调停、制裁日本,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对日宣战的投机观望主义肯定也是要不得的。


  四是我们是否有敢于把核导弹竖起来的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面对美国及其走狗的疯狂挑衅和步步紧逼,我们始终不敢“亮剑”,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导致美国登鼻子上脸,甚至那些腌臜泼皮国家也不时地对我们死缠滥扯。在国际社会上弱国受到强国欺凌时,我们却奉行中庸之道,不敢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谴责,更鲜有行使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行为,导致真正敢与我们站到一起并坚定支持、支援我们的真心和铁杆朋友不多,甚至没有。相反的,原来支持、追随我们的不少国家却倒向到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排华阵营之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台湾人民的抗争更是艰苦卓绝,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开始,一直到1945年,长达50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不惹事,但我们也绝不怕事,关键是要有不怕事的能力和实力,要有不怕事的人。敢战方能拒战或言和,能战方能止战。战争是政治、经济的延续和最后手段与后盾,中美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其惨烈程度绝对不亚于抗日战争,我们必须时刻做好了这方面的全面准备!


忍签“和约”求不来真和平,委曲求全求不来真安全。割肉饲虎也许可以换来一时和平,却换不来长久的真正的安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渴望和平,也不想把东北地区拱手让人。然而,“除不抵抗外毫无办法,除镇静外毫无筹谋”。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只要日本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


 “不抵抗”很简单,却是以丧权辱国、苟且偷生为代价。侵略者就是在得寸进尺中胃口越来越大,野心越来越膨胀。九一八事变后,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悲痛地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回答令他无地自容:“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我们珍视和平,但不乞求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惧怕战争。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真正具备了“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才能慑有效果、谈有砝码、打有本钱,以不变应万变。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数中华儿女抱着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同仇敌忾,血战到底,最终看到“天亮了”的那一刻。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伟大真理。军人的腕表上,没有和平刻度,只有战争和战争准备期。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平时枕戈待旦,战时才能拔刀亮剑。面对那些狼子野心的觊觎者,我们既要有防狼之心,也要有打狼之术,时刻准备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为人民而战,“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孙子兵法》提出,战争制胜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然而,古今中外,“不战”莫不以“能战”为基础。战国时期,楚国造云梯将攻打宋国,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九次推演大败公输盘,迫使楚王放弃攻宋图谋。二战前期,苏军在诺门罕一战痛击日本关东军,使其彻底放弃“北进”企图,自此苏联东线无战事,即使后来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日军也不敢与之配合。中欧小国瑞士,四周强国环伺,却几百年保持中立而免遭战火,两次世界大战都毫发未损,纳粹德国曾3次准备入侵,每次让希特勒放弃计划的,不是瑞士著名的中立政策,而是全民皆兵的国防能力。


 强硬反击、以战止战是对付挑战者的最好选择。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天下还很不太平。一些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千方百计进行遏制和围堵。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必须充分认清“战争就在眼前、战场就在身边、备战就在今天”,坚持形势任务常讲、战备教育常抓、战斗精神常育,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和“任期内打仗、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拿得下。“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准备打仗吧!


打战是为了争取和平,新中国的安全就是打出来的,我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战中提高本领,打一仗进一步,越打能力越强,打出国威军威,打出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应当坚持“以斗争求和平”的基本原则,斗智斗勇,敢打必胜。军事斗争准备应当突出四个重点:


第一,必须给美帝划一条红线,红线以外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红线以内我跟你拼命。朝鲜战争,中国给美帝划了一条红线——三八线、越南战争,中国再次给美帝划了一条红线——北纬17度线、今天,我们也要给美帝划一条红线——如果胆敢侵犯我国核心利益,包括侵犯领土、领空、领海等国家主权,我们必须以举国之力,坚决予以自卫还击。


第二,必须修改核力量使用原则,做好大打和打核战争的准备。中国政府曾经向世界承诺:“中国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不会对无核国家威胁或者使用核武器。”针对美帝及其走狗在中国周边大量部署军事力量、对我构成实质性战略威胁的新情况,我们必须重新制定核力量使用原则,一旦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确切严重威胁,我们有权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只有这样,才能震慑敌人。我们必须加快备战,做好大打和打核战争的准备,强硬反击、以战止战才是对付好战者的最好选择。


第三,必须优先发展“杀手锏”武器,积极创造对敌斗争优势。当前中美军事整体实力仍然相差悬殊,但是我们可以针对敌人的军事拳头力量发展“杀手锏”武器,比如航空母舰、导弹拦截系统等,以较小的投入创造较大的军事效益,并在局部区域形成绝对优势,达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的。


第四,必须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用“上甘岭精神”武装全军。敌人怕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的“立国之战”、“立威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鲜血和生命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尊严,打得美国佬闻风丧胆,至今心有余悸。我们要用上甘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血基因”培养全军官兵的敢战血性,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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