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加强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

陈中华:加强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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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严格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全党逐渐形成了“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猛虎;党中央有禁则止,稳如泰山”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连续3天来到西部某市一家中高档餐厅进行暗访。在包间楼层,待食客走后记者发现,一些有老人小孩参加的家庭聚会,所消费多为家常菜,而且基本都能“光盘”;而一些商务、公务接待饭局,均消费金额数目大,且浪费严重。这个判断得到餐厅服务人员的印证。“个人掏钱吃饭比较节约,一般都能吃完,吃不完也会打包。那些公务、商务接待的通常会开发票,点的菜不仅贵、量大,而且基本不打包。”该餐厅一名服务员告诉记者。根据该餐厅一些包间的消费记录和发票,个别国企人员消费菜品多、消费金额大,其中某国企接待六七个人的消费金额近3000元。


这几年,各地把制止餐饮浪费作为纠治“四风”的重要内容,但个别单位、国企人员继续用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严重,有一些藏匿于高级食堂、私密会所、农家乐等场所。包间内一桌8个菜,甲鱼、牛肉粒、卤味拼盘、青菜几乎一筷未动,一条六七百元的鱼只吃了三分之一。服务员一边摇头感慨,一边将这些剩菜直接倒入泔水桶中。另一个包间里,一盘价值近50元的榴莲酥一块没动过,整盘浪费。记者调查还发现,极个别机关单位、国企的食堂装修豪华,接待宴席十分奢侈,丝毫不亚于星级酒店。由于外人难以进入,隐蔽性强,这些食堂成为一些干部大吃大喝的“安全场所”。


根据该餐厅一些包间的消费记录和发票,个别国企人员消费菜品多、消费金额大,其中某国企接待六七个人的消费金额近3000元。在另外一家高档餐厅,记者看到一名被称“主任”的人结账后开了发票。当服务人员问他是否打包时,对方表示不用。“这类公款接待,即便吃不完一般也都不会打包。”这名服务员说。一名负责接待的干部在点了一大桌明显吃不完的珍馐美馔后说,知道当前正在反对餐桌浪费,但排场大小往往代表主人的诚意,不多点几个菜总感觉对客人接待不周。“再说毕竟花的是公款,算是工作需要。


记者发现,近几年,在反“四风”的持续高压下,公款吃喝现象大大减少,但个别机关单位、国企人员依然“顶风作案”,有的继续在高档饭店公款吃喝,但更多的则躲进食堂、私密会所、农家乐等场所隐蔽消费。一位基层搞接待工作的干部向记者反映,今年以来,其参加的会议、考察、调研等,中午一般会安排相对简单的工作餐,但到了晚上,就会安排比较讲究排场的接待宴席。“如果有领导出席,点的菜就会上档次,铺张浪费得很。”这位基层工作人员说,“酒也不少喝,为了掩人耳目,名贵酒是装在矿泉水瓶或直接倒在分酒壶里的。”


2020年8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工作意见,要求把制止餐饮浪费作为纠治“四风”的重要方面,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监督节约粮食、坚决制止餐饮浪费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立足职能职责精准监督、创新监督,狠刹奢侈浪费歪风。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等,视情节轻重予以党纪处理。据中纪委发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截至7月底,全国已处理违规公款吃喝问题人员5000余人。


目前,在一些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上,一些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其觉悟与普通百姓的觉悟相比,都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叹息。之所以出现屡屡违规和对抗中央政策,与一些地方官员在政治上追求假大空和为个人和班子政绩铺路有关。其他不可告人的某些相关利益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值得全党干部和全体政府官员认真查找和及时纠偏。最最重要的那就是加强中央权威,从制度上设立领导的核心,确保中央权威政令畅通。


在政治学意义上,无论哪种解释都没有涉及“核心”的本质意义,即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客观上要求存在“核心”;缺少了这个“核心”,体制的运作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一般而言,“核心”也并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所需;任何组织和体制的运作,都要求存在权力“核心”。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封建时代的“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内阁制)和“总统”(总统制),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核心”。探讨这样一个“核心”也历来是政治哲学和理论的核心任务。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孔孟的“贤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现代的各种政治领袖(内阁制和总统制)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产生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


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六大之后改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一方面延续了这个提法,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但少了“领导集体”的概念。现在看来,十六大没有确立胡锦涛为执政团队的“核心”,非常欠缺考量,甚至有很大缺陷。当时的情况是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需要,因此特别强调“领导集体”,但对党内民主和领导核心之间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认识,制度设计跟不上,不能在领导核心和党内民主之间实现制度平衡。结果,党内民主发展了,但权力核心不见了。没有权力核心,党内民主很快就演变成为顶层“分封制”,政治局常委“一人一块领地”,权力过度分散和制衡,结果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第一,退休政治人物继续是实际上的执政主体,尽管退休政治人物总会想办法延续其政治影响力,但如果对现任领导产生过度的制约,体制就很难运作,退居“二线”的领导人积极干预甚至主导“一线”领导人,导致权力和责任的不一致性。第二,现任领导层不能形成有效的政策,更不用说是执行政策了。胡锦涛领导集体开始时也有宏伟的改革计划,但最后都是执行不力。第三,腐败盛行。尽管也有反腐败动作,但受党内既得利益的阻碍,反腐很难有效。第四,党内寡头政治形成,即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如周永康、令计划、与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等。第五,党指挥不了枪。“党指挥枪”是共产党执政的核心。军中“团团伙伙”不仅导致了巨大的腐败,而且军队干预政治。第六,最重要的是没有人承担政治责任。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有人承担主要政治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是任何体制有效运作的要求。在十八大之前所谓的“集体总统制”下,经常出现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集体负责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在权力过度分散的情况下,即使主要领导人想负责任,也经常无能为力。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和恶化,使得十八大之前执政党处于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2015年4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李克强总理说,我们出台的许多政策,中央和各部门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经过详细测算,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执行方案,但却常常因为繁冗、拖沓的所谓“会签”,让一些好政策“迟迟落不了地“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


加强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我认为;解决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主席集权。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由习近平担任党国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有人说权力高度集中很容易导致腐败,这个论断是很片面的,从全世界范围看,多党竞选的国家也是存在腐败的,比如民选的秘鲁总理和总统,乌克兰总理,菲律宾总统,巴西总统,法国总统萨科齐,韩国总统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陈水扁。美国也有贪腐总统,2002年美国某机构公布“最腐败”名单,克林顿夫妇高居榜首2002年底,美国一个专门监督政府贪污腐败情况的机构“司法观察”24日公布了2002年度美国的“最腐败”名单。在这张共有20多人的名单上,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则是她的丈夫——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去年,美国民主党12名候选人在俄亥俄州,进行第四场辩论,期间团结一致,将矛头对准特朗普,发言支持众议院弹劾。其中,被认为是2020年美国大选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拜登更是直言不讳说,“他是我们历史上最腐败的总统”!


人性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才是腐败滋生的土壤,只要存在欲望,控制不住自己,就会伸出手去拿不属于你的东西。我相信无论在什么国家,人都是一样的,恐怕只有高度觉悟,礼义廉耻在心的人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手吧。防治腐败从来就不是一劳永逸的,是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进行反腐与防腐的斗争。这就需要加强人民的监督与各党派的监督,监督力不强,当选的人都会随时走向腐败。中国目前最应该做的就是把监督做到位,让国家各机关各部门无从伸手,没有腐败的机会,将一切腐败的手段化为无力,甚至忘记腐败,只有兢兢业业为民的思想,国家才能政治清明,人民才能安定团结。


从现实角度而言,中国也不适合实行两党或者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力量不能因为政治上的竞争或者斗争而分化,现在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周围不是很安定,国外反华势力与国内的分裂分子仍不死心,我们不能因为竞争造成力量分化而给这些势力以可乘之机。只有团结成一股绳,众志成城,才不会被逐一击破,如果力量分化,国外反华集团与国内的分裂势力很容易利用各派之间的竞争见缝插针,诱之以利并胁之以力,很容易就达到控制竞选的一方甚至多方的目的。大家都明白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攥在一起就难以折断了,现在还有人想着从一把筷子中把一根根筷子都抽出来递给敌人让他们一根根折断,那是愚蠢,民主不是靠幻想的,需要依靠力量与实力维持。今天的美国各政党也是被很多大资本家左右的,这些政党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人民的政党,他们竞选的经费都是出自于这些大资本家,竞选的政党当选后自然要以维护这些大资本家的利益为第一要务。中国需要发展,需要崛起,需要战胜来自多方的敌人,就要统一思想,亿万人民攥成一个铁拳,团结在一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刚吃饱饭,刚有一个像样的家,就想着要分家,只能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有人说,在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多党轮流执政。其实这是一种任意的夸大和欺骗,甚至是有人恶意伪装。我们以美国为例,首先我们说美国从来不是多党轮流执政。即使以美国包装出来的伪装来看。美国主要就是两大党派。很多时候,一个党的总统可以连续多任。实际上美国的总统更多的时候并不代表自己所在的党派。而是利用一个党派来取得自己的任职资格。因此一个政治家改换党派很正常。但是美国总统并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议院比美国的总统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而美国的议院很少一党独大,而是多数情况下,必须两大党派合作。也就是说在制定法律方面,其实这两个党大多时候是一致的。美国两院还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法院比参众两院还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力和法律的裁决权。可以说美国的权利核心就是美国的宪法,它的权力支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掌握在司法体系主要有法院、监狱、军队;二是立法,掌握在议院体系,主要包括制定行政法律、核定行政编制和经费、对行政人员进行检察;三是执法,掌握在行政体系,主要有总统、国务院、军队参谋总部。因此事实上,在美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宪法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这一个党中的两个派而已。

   

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甚至仍然是君主立宪,英国有女王日本有天皇。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有了权威,才能令出中南海。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是统一的。党中央权威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全党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定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一定要有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主席作为核心,这样才能凝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各位成员的智慧,凝聚各级领导干部的智慧,凝聚全党的智慧。全党都自觉向习近平主席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党中央就有权威,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中国台湾地区民主没有君主,造成群龙无首,政党恶斗,族群撕裂,乱象丛生,弊案连连,经济停滞,生活滑坡,正气不彰,邪气横行,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政客呼风唤雨,设陷阱搞暗算,你咬我我咬你,抹黑对手不择手段;“立法院”内攻击对骂、肢体冲撞成了家常便饭;执政党抛开执政责任,无视经济,冷漠民生,意识形态挂帅,一切围绕选举转;陈水扁身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带头挑动族群斗争,一次又一次的“台独”言行把两岸危机推向危险的边缘,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诚信丧尽,寡廉鲜耻,前有靠两颗神秘子弹上台的疑团,后有面对百万“红衫军”民意和检方贪污指控而拒不下台的丑剧,如今在台湾已身败名裂,威信扫地;整个台湾,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被卷入无休无止党派争斗的漩涡之中,社会处于被严重扭曲的状态。


当然: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政党政治也是当今世界普遍现实。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要不要政党政治,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要什么样的政党政治。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最好的民主政治。最好的民主政治,就是具体的、适合本国或本地区社会实际的民主政治。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目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


党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区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要被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另外,党有一个相关的认识误区:以为实现党组织对社会的“全覆盖”,就是加强了其执政的基础。效果可能正相反。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党员队伍中的任何一个弱点都是党的污点,无限扩张的党权所带来的是党的无限责任。而且这种无限责任随着党组织和党员向着越来越多的领域延伸,也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即使党的上层精英有励精图治的决心,大刀阔斧地反腐和整党也许可以一时遏止腐败的蔓延,却无法断绝腐败的根源——无所不在的党权。而那种无所不在的,“群众身边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无时无刻不在给整个党抹黑,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党执政的合法性。结果是,共产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它领导的结果;老百姓理所当然地认为天下所有的坏事,都是共产党干的——至少它要负责。因此,中共迫切需要从“无限责任公司”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即退出、缩水,将大片的经济社会领域的治理交给法治,也包括依法行政。与其把大量精力用于整党和党建,不如用于夯实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法进党退,用社会力量来办社会,用律师的私利来维护法制,执政党只管大政方针和法律法规,才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之道。党治只在很小的一个关键范围里使用,党的规模控制在一个很小的精英范围内。让出大片的权力空间给法制,使社会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自我运转,自我调适,自治自律,这才是长治久安,繁荣昌盛之道。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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