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纯粹民主、误国害民

陈中华:纯粹民主、误国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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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很多人,混淆民主跟自由的关系,混淆当前我国zz制度和西方选票制度的关系。首先,民主≠自由。当年冷战的时候,美国等西方阵营宣扬的是“自由”而苏联红色阵营宣扬的是“民主”,冷战结束后,美帝把“民主”也拿过来,当做是pussy价值加以宣扬,同时把民主等同于选票政治,这是相当恶意的。


首先说自由,包括言论、结社等等,现在,其实西方也不自由,比如说政治正确,比如说棱镜门事件之类,比如油管上的言论导向(不符合宣传导向的内容被打压,po主砍粉),西方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只有你接受他们“洗脑”的自由,甚至实际上,西方并没有与咱们现在的“不自由(西方所宣称的)”差别多大,西方的政治力量操纵起媒体打压异己言论比我天朝狠多了,连川普都要说“假新闻”,更多的zzmg就不谈论了。


而民主,直白意思是人民做主,唐太宗就说过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我认为本身就是民主的表现,只不过有的时候人民支持政权,有的时候人民推翻政权罢了。能够让人民持续的支持政权,而不出现社会动荡,我相信才是好的民主制度。其次,民主≠选票政治。刚才说了,冷战时期,民主的代言人是一直被污蔑为独裁的苏联阵营。


当时,无论是人民平等,民众福利,还是人民参政议政的程度,苏联阵营都是要高过西方自由阵营的。冷战结束后,民主被美帝拿过来包装成为西方的pussy价值大加宣扬,现在还被某个小岛上的岛民津津乐道用以鄙视大陆,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西方宣传的“真正”民主是一人一票的直选制度,不是说不好,小地方其实适用,但是真正的大国,几乎都没有领导人直选的,而是授权精英的代议制,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无不如此。一人一票的直选,最后往往成为民粹选举然后割裂社会。


我国其实也是民主制度,由民众和民意监督的精英(党、人大、政协)执政体系。君不见现在网络舆论对于执政施政的监督力度有多大……我认为真正的民主要有民众发声的窗口,但又不能完全为民意所裹挟(否则成为民粹,毕竟精英执政能力确实还是要高一些),以精英推动民众福祉,以民意监督精英行为,加上强化的法制建设,纯粹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


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应该是在古希腊时期。具体的时代不记得了,但大致是说,那时候,古希腊城邦有一种议事方式,就是把全城所有的人,全部聚集在一起,一同对某项事务进行决策。想象一下,几万个人,对一个事情讨论研究的场景,那酸爽。现代社会里,与这个最为接近的议事方式,应该是全民公投了。但后来人们发现,这种议事方式实在是效率低下,场面混乱。别说几万个人,就说现在的很多议会,几十个人在一起开个会,都扔鞋子、泼尿、打群架。


当然,效率低、打群架,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研究和决策的科学性。如果能够确保决策的科学性,那么,再怎么打架,都是值得的。但很遗憾,民主与决策科学性之间,不但没有正相关性,反而更多是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民主越纯粹,越是讲究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反而会更糟糕。这是为什么呢?


最根本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对国家大事进行决策的专业能力和经验;绝大多数人,都是用情绪和非理性来思考问题的动物。对纯粹民主盲目的拥护者,往往会存在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民主即正确,多数人的意见,大部分人民的意志,就是正确的。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打个比方,现在我们在全国举行全民公投,投票决定,要不要武力收复台湾。相信这个公投的结果,一定是极大比例的民众,同意武力收复台湾的。


但99.9%的民众,都无法理解和认知武力收复台湾,后续会带来的影响和灾难,他们往往都是出于最简单,最直接的情绪,来作出判断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大选中谜一样的现象。特朗普各种骚操作,支持率节节攀升;或者选战中,特朗普和拜登谁要是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或者是犯了一个低级的宣传错误,瞬间民调支持率就下降。难道特朗普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说明他的能力和智慧不行了?过两天他说一句好听的话,就说明他的能力和智慧又可以了?原因就是选民们不高兴了。是的,99.9%的选民,都依靠喜欢和不喜欢来作出一个选择谁当总统这个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而且这种喜欢和不喜欢,就像墙头的草一样,随时都在变化。这简直是世界上最为荒唐的事情了。


再比如说,拉美的巴西、委内瑞拉以及阿根廷,曾经都是出现经济奇迹的国家。但统治者为了讨好选民,作出并不理性和不长远的决定,就是高福利。高福利毁掉了整个国家。现在这些国家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危机,解决经济危机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取消现有的各种不切实际的高福利。但没有一个领导人敢说这样的话,敢做这样理性和决断,长远来看利国利民的事情,因为选民一定会投票给他的敌人。所以,拉美经济的乱局,必然是一个深坑,难以自拔。


资治通鉴第一篇讲商鞅变法,其中一句话是: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意思就是做大事的人,不要和大众老百姓商量。但如果缺乏民主,搞独裁,不听从,或者说不回应民众的意志,民众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统治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就会加深,也就会导致国家动乱。


所以,成熟的政治体制,并不会盲目地追求过度的民主,甚至是纯粹的民主,而是要满足两个目标。一是要能够确保选拔出来的的精英,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治理和管理国家。基于这一点考虑,所以虽然美国的宪法规定了,任何美国人都可以选总统,但是,这个制度有一整套体系确保,能够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不是拥有最多粉丝、最多喜爱者的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或者篮球明星詹姆斯,而是拥有足够的人生经历、政治手腕、党内广泛支持的,成熟的政客。


打个比方,如果把我和鹿晗作为候选人,全民选总统,虽然我肯定比鹿晗更有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智慧,但我的得票,肯定连鹿晗的亿分之一都没有。但这个选出有足够能力和智慧人的程序,一定程度也是民主的,但却是少部分人的,是少部分政治精英群体之间的民主,总统候选人是由这些政治、商业精英来提名,来选择,而不是全体美国人来选择的。所以,实际上,选民选拜登,还是特朗普,其实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选票,只不过是给选民的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二是确保统治者能够始终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纯粹的民主主义者认为,只要选票在人民手里,这个人就会听人民的。也就好比我们民国时期讲的公仆概念。但正如上面所举的拉美的例子,以及老司机和鹿晗竞争总统的例子,充分说明了,民众的意志,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是缺乏远见的。

所以,老百姓说什么,就干什么,并不一定真的维护好群众的长远利益。


每一个老百姓都希望国家每个月给自己无偿发几千块钱补贴,但国家的治理者能这么做吗?自然不能。因为这会导致这些钱都变成纸,国家经济会奔溃,高福利政策会导致积重难返,养懒人的问题会越发突出。所以,中国古代强调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父母官。父母官的意思,就是官员,或者说国家统治者,应当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说法让大部分人都很不爽,大家更喜欢公仆这个概念。我的仆人,多牛叉。但父母官的概念,真的更符合实际,也更理性。


大部分老百姓是缺乏国家大局观、缺乏治理国家的智慧和经验、缺乏长远的利益考虑的,就像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缺乏对未来的规划,不了解世界的运行规则,对法律和规则没有敬畏感等等。所以,国家的治理者,就要从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来决策。同样,一个父母不能说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应当出于孩子长远利益的考虑,逼迫他学习,逼迫他戒掉游戏。


父母官这个概念,更多是一种文化,一种倡导,一种价值观,但依靠个人的修养,是无法确保官员,或者说统治者,不然古代就不会有那么多贪官了。真正维护大众的利益,得靠制度。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能够让统治者和大众紧密联系的制度。比如说,在扶贫工作中,工作干不好,或者不得力的官员,撸下来。而扶贫工作干的好不好,这是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


再比如说,此前考核官员最重要的指标,就是GDP,GDP上去了,官员也就上去了。GD代表经济,经济发展是民众最根本的利益。再比如说,青海隐形首富偷偷挖煤几千万吨,毁坏了祁连山生态环境。虽然这件事对大部分民众的利益,没有造成直接损害,但从整体上,从长远来看,会伤害全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查,要把这些官员拿下来。


这些都是制度,都是确保统治者能够始终维护大众利益的制度。而现在,人们多了一个更好的工具,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很容易就把民众的意志,汇聚成为舆情。如果官员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舆情,回应民众的意志,也会被拿下。确保统治者能够非常紧密地呼应大众的声音,维护大众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而所谓老百姓手里有张选票,选谁当领导这种民主,是最浅薄的民主。这种浅薄的民主,我们也有,因为每个村选村长,大家只要超过十八岁,都有一票。但被我们选上来的那些村长,都真心为村民服务了吗?


因此,对于纯粹民主,或者说美式民主的鼓吹者,我并不想反驳他们。我只是想说,评价一个东西正确与否,我们不能以价值观作为标准。符合我价值观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把世界置于自身情绪下的态度,一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氓行为。判断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及绝大大多数民众,有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的福利,有没有得到提升。一切,用结果来评判。我相信最优的民主制度一定是我们中国,当然,我们中国的制度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加强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


目前,在一些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上,一些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其觉悟与普通百姓的觉悟相比,都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叹息。之所以出现屡屡违规和对抗中央政策,与一些地方官员在政治上追求假大空和为个人和班子政绩铺路有关。其他不可告人的某些相关利益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值得全党干部和全体政府官员认真查找和及时纠偏。最最重要的那就是加强中央权威,从制度上设立领导的核心,确保中央权威政令畅通。


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严格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全党逐渐形成了“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猛虎;党中央有禁则止,稳如泰山”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在政治学意义上,无论哪种解释都没有涉及“核心”的本质意义,即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客观上要求存在“核心”;缺少了这个“核心”,体制的运作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一般而言,“核心”也并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所需;任何组织和体制的运作,都要求存在权力“核心”。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封建时代的“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内阁制)和“总统”(总统制),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核心”。探讨这样一个“核心”也历来是政治哲学和理论的核心任务。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孔孟的“贤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现代的各种政治领袖(内阁制和总统制)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产生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


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六大之后改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一方面延续了这个提法,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但少了“领导集体”的概念。现在看来,十六大没有确立胡锦涛为执政团队的“核心”,非常欠缺考量,甚至有很大缺陷。当时的情况是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需要,因此特别强调“领导集体”,但对党内民主和领导核心之间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认识,制度设计跟不上,不能在领导核心和党内民主之间实现制度平衡。结果,党内民主发展了,但权力核心不见了。没有权力核心,党内民主很快就演变成为顶层“分封制”,政治局常委“一人一块领地”,权力过度分散和制衡,结果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第一,退休政治人物继续是实际上的执政主体,尽管退休政治人物总会想办法延续其政治影响力,但如果对现任领导产生过度的制约,体制就很难运作,退居“二线”的领导人积极干预甚至主导“一线”领导人,导致权力和责任的不一致性。第二,现任领导层不能形成有效的政策,更不用说是执行政策了。胡锦涛领导集体开始时也有宏伟的改革计划,但最后都是执行不力。第三,腐败盛行。尽管也有反腐败动作,但受党内既得利益的阻碍,反腐很难有效。第四,党内寡头政治形成,即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如周永康、令计划、与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等。第五,党指挥不了枪。“党指挥枪”是共产党执政的核心。军中“团团伙伙”不仅导致了巨大的腐败,而且军队干预政治。第六,最重要的是没有人承担政治责任。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有人承担主要政治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是任何体制有效运作的要求。在十八大之前所谓的“集体总统制”下,经常出现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集体负责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在权力过度分散的情况下,即使主要领导人想负责任,也经常无能为力。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和恶化,使得十八大之前执政党处于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2015年4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李克强总理说,我们出台的许多政策,中央和各部门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经过详细测算,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执行方案,但却常常因为繁冗、拖沓的所谓“会签”,让一些好政策“迟迟落不了地“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


我认为;解决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主席集权。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由习近平担任党国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有人说权力高度集中很容易导致腐败,这个论断是很片面的,从全世界范围看,多党竞选的国家也是存在腐败的,比如民选的秘鲁总理和总统,乌克兰总理,菲律宾总统,巴西总统,法国总统萨科齐,韩国总统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陈水扁。美国也有贪腐总统,2002年美国某机构公布“最腐败”名单,克林顿夫妇高居榜首2002年底,美国一个专门监督政府贪污腐败情况的机构“司法观察”24日公布了2002年度美国的“最腐败”名单。在这张共有20多人的名单上,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则是她的丈夫——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去年,美国民主党12名候选人在俄亥俄州,进行第四场辩论,期间团结一致,将矛头对准特朗普,发言支持众议院弹劾。其中,被认为是2020年美国大选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拜登更是直言不讳说,“他是我们历史上最腐败的总统”!


人性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才是腐败滋生的土壤,只要存在欲望,控制不住自己,就会伸出手去拿不属于你的东西。我相信无论在什么国家,人都是一样的,恐怕只有高度觉悟,礼义廉耻在心的人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手吧。防治腐败从来就不是一劳永逸的,是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进行反腐与防腐的斗争。这就需要加强人民的监督与各党派的监督,监督力不强,当选的人都会随时走向腐败。中国目前最应该做的就是把监督做到位,让国家各机关各部门无从伸手,没有腐败的机会,将一切腐败的手段化为无力,甚至忘记腐败,只有兢兢业业为民的思想,国家才能政治清明,人民才能安定团结。


从现实角度而言,中国也不适合实行两党或者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力量不能因为政治上的竞争或者斗争而分化,现在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周围不是很安定,国外反华势力与国内的分裂分子仍不死心,我们不能因为竞争造成力量分化而给这些势力以可乘之机。只有团结成一股绳,众志成城,才不会被逐一击破,如果力量分化,国外反华集团与国内的分裂势力很容易利用各派之间的竞争见缝插针,诱之以利并胁之以力,很容易就达到控制竞选的一方甚至多方的目的。大家都明白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攥在一起就难以折断了,现在还有人想着从一把筷子中把一根根筷子都抽出来递给敌人让他们一根根折断,那是愚蠢,民主不是靠幻想的,需要依靠力量与实力维持。今天的美国各政党也是被很多大资本家左右的,这些政党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人民的政党,他们竞选的经费都是出自于这些大资本家,竞选的政党当选后自然要以维护这些大资本家的利益为第一要务。中国需要发展,需要崛起,需要战胜来自多方的敌人,就要统一思想,亿万人民攥成一个铁拳,团结在一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刚吃饱饭,刚有一个像样的家,就想着要分家,只能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有人说,在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多党轮流执政。其实这是一种任意的夸大和欺骗,甚至是有人恶意伪装。我们以美国为例,首先我们说美国从来不是多党轮流执政。即使以美国包装出来的伪装来看。美国主要就是两大党派。很多时候,一个党的总统可以连续多任。实际上美国的总统更多的时候并不代表自己所在的党派。而是利用一个党派来取得自己的任职资格。因此一个政治家改换党派很正常。但是美国总统并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议院比美国的总统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而美国的议院很少一党独大,而是多数情况下,必须两大党派合作。也就是说在制定法律方面,其实这两个党大多时候是一致的。美国两院还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法院比参众两院还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力和法律的裁决权。可以说美国的权利核心就是美国的宪法,它的权力支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掌握在司法体系主要有法院、监狱、军队;二是立法,掌握在议院体系,主要包括制定行政法律、核定行政编制和经费、对行政人员进行检察;三是执法,掌握在行政体系,主要有总统、国务院、军队参谋总部。因此事实上,在美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宪法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这一个党中的两个派而已。


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甚至仍然是君主立宪,英国有女王日本有天皇。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有了权威,才能令出中南海。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是统一的。党中央权威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全党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定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一定要有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主席作为核心,这样才能凝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各位成员的智慧,凝聚各级领导干部的智慧,凝聚全党的智慧。全党都自觉向习近平主席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党中央就有权威,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中国台湾地区民主没有君主,造成群龙无首,政党恶斗,族群撕裂,乱象丛生,弊案连连,经济停滞,生活滑坡,正气不彰,邪气横行,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政客呼风唤雨,设陷阱搞暗算,你咬我我咬你,抹黑对手不择手段;“立法院”内攻击对骂、肢体冲撞成了家常便饭;执政党抛开执政责任,无视经济,冷漠民生,意识形态挂帅,一切围绕选举转;陈水扁身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带头挑动族群斗争,一次又一次的“台独”言行把两岸危机推向危险的边缘,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诚信丧尽,寡廉鲜耻,前有靠两颗神秘子弹上台的疑团,后有面对百万“红衫军”民意和检方贪污指控而拒不下台的丑剧,如今在台湾已身败名裂,威信扫地;整个台湾,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被卷入无休无止党派争斗的漩涡之中,社会处于被严重扭曲的状态。


虽然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政党政治也是当今世界普遍现实。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要不要政党政治,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要什么样的政党政治。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最好的民主政治。最好的民主政治,就是具体的、适合本国或本地区社会实际的民主政治。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目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


党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区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要被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各地方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另外,党有一个相关的认识误区:以为实现党组织对社会的“全覆盖”,就是加强了其执政的基础。效果可能正相反。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党员队伍中的任何一个弱点都是党的污点,无限扩张的党权所带来的是党的无限责任。而且这种无限责任随着党组织和党员向着越来越多的领域延伸,也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即使党的上层精英有励精图治的决心,大刀阔斧地反腐和整党也许可以一时遏止腐败的蔓延,却无法断绝腐败的根源——无所不在的党权。而那种无所不在的,“群众身边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无时无刻不在给整个党抹黑,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党执政的合法性。结果是,共产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它领导的结果;老百姓理所当然地认为天下所有的坏事,都是共产党干的——至少它要负责。因此,中共迫切需要从“无限责任公司”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即退出、缩水,将大片的经济社会领域的治理交给法治,也包括依法行政。与其把大量精力用于整党和党建,不如用于夯实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法进党退,用社会力量来办社会,用律师的私利来维护法制,执政党只管大政方针和法律法规,才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之道。党治只在很小的一个关键范围里使用,党的规模控制在一个很小的精英范围内。让出大片的权力空间给法制,使社会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自我运转,自我调适,自治自律,这才是长治久安,繁荣昌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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