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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只有改变经济的制度，中秋节才能是团圆节
历史悠久、内涵深厚的中秋佳节，深深寄托着国人的团圆之情。人们常常将月亮的阴晴圆缺与人的聚散离合联系起来，而中秋节更像是为中国人提供一个可以全家团聚的契机 ，一家团圆的中秋节，才是圆满的中秋节。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国家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后，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很少有人在家和亲人一起吃着月饼聊着天，很多人为了梦想，漂泊在异地，没办法和家人团聚。人们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下，和家人的交流却越来越少，很多人也难以和家人团聚。那些没有回家的人，可能是正坐在电脑前加班修改方案的创业者，也可能是正在值班的便利店员工，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为了生活，只能身在异乡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每年只有过年才有可能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几年才回一次家，中秋节对他们来说基本就是绝缘体。 当今的中国人，我们最大的切身感受也许就是“累”，不仅身体累，心更累，生活的重压不仅来自可以直接表达的经济负担，还来自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焦虑乃至恐慌，生活的幸福感必然由此而大打折扣。如果说中国人的辛劳生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则未必是人们能深刻认识到的。 不得不承认，“忙碌”是不能回家过节的“主要借口”，但却不是“真正的借口”。那些漂泊在大都市的年轻人，宁愿留守在逼仄的出租屋里死宅，也不愿意买一张车票，淹没在拥闹的人海里。毕竟，放假“三天”或者“一周”，对于回家而言，可能就是回家。因为，好不容易回家，屁股还没坐稳，就又得再出发。在重逢和分离之间，有时候就是一顿饭的功夫。这种可预见的图景，想必奔波在大都市的年轻人早已厌倦。索性“不孝子”做到底，“加班的借口”永远管用，永远会换来父母的理解。于是，“节日死宅”成为定式。 虽然，作为年轻人，也知道这样的方式并不好。但是，对于快节奏的生活来讲，这可能是对自己最友善的交代。毕竟，“三天”或者“一周”，要完成来回迁徙，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严峻的考验。至于，“人在囧途”那样的喜剧效果，放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可以逼死一个人。与此同时，个体原子化的社会中，“享受孤独”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孤独本身是难以启齿的，也难以归类。但是，当一个人身处节日的喧嚣之中时，孤独本身也是实践。比如，“举头望月”，“低头思乡”，这本质上算是一种自顾自怜。 并且，这种孤独的感受，会因“回不去”显得更加浓烈。当然，现在的人们，也用不着对月顾盼，因为通讯设备简直太便捷，可通话，也可视频。至于食物层面的补偿，“家乡菜”在大都市里并不匮乏，有的甚至比特产地还正宗，总之，比起迁徙劳顿，天涯共此时的感觉，可能显得更浓情一些。由此，也萌生出一大堆追问，人们为什么要团圆?是为平行空间的气氛?还是为血浓于水的仪式感?如若，只为短暂的气氛，留不住的仪式感，似乎真没必要，将一个人强行的推向拥闹的人海。尤其，在都市里打拼，很多年轻人早已疲惫，何苦再继续折腾呢? 是的，我们能回去“空间感的家”，却难以抵达“心灵深处的家”。因为，从刚成年就奔赴异乡的年轻人，对于家乡来讲，早已失去归属感。就如，李健在《异乡人》所唱：“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所以，对于心怀理想的年轻人，回家越来越成为酷刑。对于父母的渴望，以及亲戚的催婚，很多时候除却无奈，就只能暗地里苦笑。他(她)们并不嘲笑父辈一代的认知，却因认知的不同，陷入深深的忧伤。因为，他(她)们也渴望亲情和爱情。只是，所指的事物，不是一回事儿。可惜的是，在物欲横流的大都市里，一切的理想主义都显得满目疮痍。所以，想回家，只有改变经济制度。只有改变经济的制度，中秋节才能是“团圆节”。 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优越性，避免了盲目性和无序竞争，可以节省资源和人力物力，又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家庭过日子还要有个计划何况一个国家呢。如果是经营一家公司，当然是计划得越周密、管理得越严谨、部门与部门之间步调越统一，公司的效率就越高，效益就越好。扩展到一个国家，统一经营整个国民经济，道理也是一样的。 我认为：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全可以以道德教育的引导和赏罚分明的制度解决的。政府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把什么都推向市场，让市场自由竞争，那要你政府有什么用，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变坏，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矿产资源，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搞垮中国。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国共产党根椐国民需要，让农民工人干啥，农民工人就干啥。工农安居乐业，党的政权稳定。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受资本家的剥削，拿资本家的工钱，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领导。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就意味着失去执政的权力，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所以，中国必须改变经济制度，改变经济制度，不但利工农而且也利于党国。 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部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