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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加强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声音可谓振聋发聩，成绩也是硕果累累，反腐高压已形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有的地方出现了为官不为，碌碌无为等“庸政懒政怠政”现象。 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庸官懒官则是党和国家的“慢性病”。不管是“致命伤”还是“慢性病”，都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庸官懒官不仅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 更重要的是庸官懒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着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政治堰塞湖”。贪官对中国崛起的危害在于：少数贪官无偿地占有公共资源，导致大多数民众生存环境恶化，造成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如不有效控制，必然会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 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遏制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腐败。我看民主政治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体现对官员权利最有约束力、最能遏制腐败的体制！当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 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久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 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 我认为；中国应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中央要有一位主席，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党中央应当设立主席职务，才能加强中央的权威，中国领导人要集权才能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 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集权，让习近平担任党国主席和中国的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在政治学意义上，无论哪种解释都没有涉及“核心”的本质意义，即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客观上要求存在“核心”；缺少了这个“核心”，体制的运作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一般而言，“核心”也并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所需；任何组织和体制的运作，都要求存在权力“核心”。 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封建时代的“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内阁制）和“总统”（总统制），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核心”。探讨这样一个“核心”也历来是政治哲学和理论的核心任务。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孔孟的“贤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现代的各种政治领袖（内阁制和总统制）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产生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 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是“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六大之后改为“以胡锦涛为主席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一方面延续了这个提法，即“以习近平为主席的党中央”，但少了“领导集体”的概念。现在看来，十六大没有确立胡锦涛为执政团队的“核心”，非常欠缺考量，甚至有很大缺陷。 当时的情况是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需要，因此特别强调“领导集体”，但对党内民主和领导核心之间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认识，制度设计跟不上，不能在领导核心和党内民主之间实现制度平衡。结果，党内民主发展了，但权力核心不见了。没有权力核心，党内民主很快就演变成为顶层“分封制”，政治局常委“一人一块领地”，权力过度分散和制衡，结果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十八大之前，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处于分权状态，被称为“九龙治水”，高层的权力涉及到9个常委，并且每人管一块。这种分权方式对中国来说很不好，每个常委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权力，相当于高层的“分封制”，因此就出现了周永康徐才厚的例子。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导致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便焕然一新。 正是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主席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我从十年多前胡锦涛执政的时候，就开始多次呼吁中共中央设立主席职务，以确保中央权威和政令畅通，但因胡锦涛缺乏威信等原因没有实行，导致党内寡头政治形成，腐败盛行，出现了以政法中的令计划周永康和军队中的徐才厚郭伯雄等为首的误国害民的腐败分子，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终于明确了习近平主席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写入全会文件。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具体，要有制度上的保障才行，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由习近平担任主席职务。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是统一的。党中央权威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全党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定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一定要有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主席作为核心，这样才能凝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各位成员的智慧，凝聚各级领导干部的智慧，凝聚全党的智慧。全党都自觉向习近平主席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党中央就有权威，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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