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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人民过劳并非，中国独有现象
“什么是996.ICU？工作996，生病ICU。”——2019年3月27日，一名中国程序员在软件托管平台GitHub建立“996·ICU”项目，点燃了围绕中国科企加班现象的持久争论。底层员工对996怨声载道；科企大佬称之为福报，激烈争辩一度随着新闻热点淡去而消减，直到去年12月29日，生意蒸蒸日上的中国电商拼多多一名22岁女员工下班后猝死，舆论场对加班文化的争议再度燃起。
没错，996（朝九晚九每周工作六天）、007（正午工作到凌晨0时每周工作七天，也指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随时待命）等加班现象在中国已不是潜规则，而是浮在表面的“打工人”群像，已然成为中国企业乃至社会文化的一环。一般人对中国加班文化仅有笼统的认知，觉得那是互联网“大公司”的独有风景线。但细看之下，中国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加班文化。 996.ICU的发起人解释称，“996”指很多中国科技公司要求每天早9点一直工作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互联网） 《北京商报》在2019年11月26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互联网公司作为加班重灾区，“996”甚至是更长的工作时长已经被视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制度正在蔓延到其他行业，如快递员、医疗、媒体及其他企业员工。” 2020年11月，深圳一名外卖员小林送餐时为了赶时间而闯红灯，被出租车撞成重伤，昏迷两个多月；12月21日，43岁的“饿了么”外卖骑手韩某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猝死。 在医疗行业，加班过劳常八九，遇到大规模公共卫生时间，医护人员加班加点，过劳猝死的案例也曾发生。去年2月3日，湖南衡阳衡山县东湖镇马迹卫生院药剂组副组长、28岁的宋英杰在抗疫期间多日连续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于2月3日猝死在医院的宿舍。 其他行业如法律、媒体等也难以幸免。曾在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许吉如在B站一段有近85万播放率的演讲视频中说，她周末需要加班，往往工作时间是“9到5”（早上9点到隔天早上5点），在这段2019年7月22日上传的视频中，许吉如说：“入行之前我想过这行会很辛苦，但没想到会这样的辛苦。” 拥有哈佛硕士学位的许吉如一度尝试演艺行业，发现不同的困难与艰苦。她在视频中坦言，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困难，“有的苦在透支健康、有的苦在透支情绪。”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3年7月盘点了中国13大过劳死频发高危职业。高级审计师、IT业从业者、外企500强精英位列前三。 事实上，中国不同行业雇员的过劳现象一直都存在，2011年4月10日晚，普华永道上海办事处的25岁初级审计员潘洁因急性脑膜炎不治身亡，尽管普华永道否认她为“过劳死”，事件仍引起白领阶层对“过劳死”的担忧。 更早的案例也有，如2006年在工作岗位上猝死的25岁华为员工胡新宇、2005年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死于心肌梗塞的36岁清华教授焦连伟。 多年下来，累计的过劳猝死案例也不少，但一直没有引起想当下一样的广泛且持久性的舆论关注。 关于“过劳死”的新闻，此前多为零星的孤立事件被报道，每隔一段时间，在各行各业都会浮现几起，而从2019年“996”的讨论伊始，则主要聚焦着中国科技企业的加班文化。除了科技行业本身的高强度性质外，也与中国科技企业成为“庞然大物”有关，作为房间里的大象，除了产品、盈利外，企业文化，员工福利等等都成为绕不开话题，被众人放大审视，不断讨论。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有科企员工过劳死的新闻曝出时，尚未冷却的锅自然要再度“炸开”。 而“过劳死”的事件时而发生，也与中国政府对劳工的权益保障力度仍不足。《南方日报》在2019年4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从法律意义上讲，996工作制直接把加班转换为对员工的正常工作时间要求，与法律规定的标准工时明显不符。” 近期中国科企接二连三因涉嫌垄断而被调查，却未曾听过任何科企因为让员工过量加班而被处罚，上海劳动监察部门目前虽然已对拼多多员工过劳死介入调查，但能否改变现状，大家也在观望。 由于没有法律与政策的硬性规定，“中国式过劳”演化一种极为主观且模糊的概念，譬如一些人在抱怨996透支健康之余，另一群人却反驳这根本不算什么，每天工作13至15小时算常态，马云就曾公开称996是“福报”。一些人投诉被迫加班掩盖了效率低下问题，也有人认为加班让企业效率突飞猛进。因此什么才是真正的“过劳”以及它的利弊，已够人们争论许久。 “加班文化”，到底是“先苦后甜”“铁棒磨成针”，趁年轻拼搏，用“狼性青年”来换得中国科技企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还是剥削和压制劳工的不合理、甚至不可持续发展？ 从数据上说，中国猝死的情况不可轻视， 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示，中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数约为54.4万。中国媒体测算，这远远高于自杀、交通事故和白血病引起的死亡人数，相当于每天近1500个人发生猝死，每分钟就有一人因心脏原因猝死，并且抢救成功率不足1%。
不过，过劳非中国独有现象，如果纵向比较，中国心源性猝死的案例占人口比例，其实还是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低。而现有的数据，也无法反映出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猝死的人数中有多少与“过劳”有关。能确定的是， 加班与过劳文化并非中国独有，日本与美国一些城市也被普遍认为是加班族的聚集地。 日本一向被认为是加班过度的“加班国度”，而且频繁的加班与大批的高龄打工者已是当地历久不衰的企业文化。员工因为工作劳累而死亡的案例时而有之。事实上，“过劳死”这个词，也是源于日本的舶来词。2002年，《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收录了来自日语的词汇“karoshi”（过劳死）。早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前的1988年，日本人均劳动时间是2480小时。这意味着除去法定节假日，单单算工作日，日本人均日工作时长是10小时。当年，日本功能饮料Regain的广告语成为了年度流行语，那句话对于加班族极具吸引力：你能24小时作战吗 但很快，过劳死成为日本难以彻底祛除的社会性灾难。日本官方对过劳死的定义是：每个月加班80个小时，因过度疲劳造成的死亡。但据日本《读卖新闻》去年报道，日本官方最新公布的公务员工作时间调查显示，该国超三成年轻公务员的月均加班时间，都超过了80个小时的“过劳死线”。 在美国加州的硅谷、纽约的华尔街也一样加班成风，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菲佛在2018年出版的书《工作致死》里说，过劳已经成为人们死亡的第五大原因，他估计美国人每年死于工作的人数是12万。 刚刚晋升世界首富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就是加班狂人。据传他最近一次请病假是在2001年，当时他得了疟疾。有一回，员工因孩子出生错过一场活动，特斯拉马上发邮件训斥：“这不是借口，你要弄清楚什么对你来说更重要。我们正在改变世界，如果你不打算全力以赴，那就别干了。” 过劳致死肯定是谁都不愿意的，在中国而言，这迫切需要《劳动法》长出牙齿，惩处强制员工过量加班的企业；至于普遍的过劳现象的问题，思考的焦点可能要放在普遍民众有多少选择的问题，是否大多数人可以不用“过劳”而继续过体面生活的选择？可以不用“过劳”而维持一定的职业前景？如果这些选择足够充分，那么社会上存在或高或低的“过劳”情况，也就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了。 当前，总是需要鼓励生产扩大生产，在当下世界疫情严重，外贸外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产，国家就需要讲扩大内需。比如，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大中小城市，都已经是车满为患了，就整个社会而言，实际上已经不需要或者不能继续增加小汽车的数量了，但是国家仍然需要鼓励甚至奖励人们去购买小汽车，这样才能维持企业继续生产。 其它的各种产品，如服装鞋帽，床上用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等之类的道理也一样，也都要有人购买才行，即便人们实际不需要，也要采取鼓励、降价、补贴等等方式，刺激人们去购买，这样经济才能运行。如果生产的产品没有人买，企业就要停产甚至关门倒闭。比如，有消息说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航空公司，如果国家不给予资金支持，这些航空公司都将可能倒闭。企业倒闭了，工人也要失业，工人失业了，就没有了经济收入，人们的生活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产品已经太多，但是为了经济能够运行，社会能够运转，仍然需要继续生产，甚至扩大生产，劳民伤财，浪费矿产资源，破坏环境。这不是一种病态社会是什么? 发展是为了人民更幸福，绝不是为了人民更加累。政府不要害怕实体店倒闭工人失业，科技发达了，必然不需要实体门店和工人的，实体门店少了可以节约能源，工人失业多了可以轮流上班，或上一天休一天，也可以安排他们学习研究，这有什么不好的。一定要有计划地生产， 才能节约矿产资源，避免人民过劳。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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