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体育大国强国、并不等于强国

陈中华:体育大国强国、并不等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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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浪微博通过官方账号发布通报说,东京奥运会开赛至今,中国奥运健儿们奋勇拼搏、为国争光,成为全国上下瞩目的焦点。同时,也有部分网友借题发挥进行恶意炒作,发起对立话题,对运动员进行人身攻击,造成恶劣影响。


其实,中国人均奖牌上远不如有些国家,比如格鲁吉亚人口550万却曾夺得过1枚金牌3枚银牌3枚铜牌的好成绩。而中国人口有14亿之多却只有51枚金牌奖牌总数也只有100枚。你算下看看就知道,到底哪个国家是体育大国体育强国。


我认为:体育大国强国、并不等于国强,自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沿袭特朗普政府猛打"台湾牌"的策略:3月美台签署所谓的"海巡合作备忘录"、派驻帕劳大使访台;4月美国公布所谓的"对台交往准则"、派前参议员多德等人访台;5月支持台湾参加世界衞生大会;6月美军C-17运输机载参议员访台;7月两次派军机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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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今年美军舰已6次穿越台海,以及还传出美军人员赴台培训台军、台军机赴美进行训练等事宜。美方不仅进一步鼓吹美台官员互动,还加强美台军事联系,性质相当恶劣。近曰英国航母战斗群也进入南海,美国海军本福德(USS Benfold DDG 65)导弹驱逐舰昨天(28日)也穿航台湾海峡。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 有人对中国代表团争金夺银的表现十分开心,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体育成就并不能代表一切, 特别是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 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的全民体育水平。


虽然说举办奥运会可以让世界都看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现状,但是举办过程无疑是伤神又伤财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国家拒绝申办奥运会。奥运会的比赛场合合理利用也成了一件烦恼的事情,因为一些国家在花费巨额资金建造的体育场馆,在比赛结束后却没什么用了,有的甚至直接荒废了,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奥运会面对这样的压力,这几年也在不断地想办法进行改善,甚至考虑将一些关注度不是很高的项目给取消了,这样就可以减小举办过的压力了,但其实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奥委会甚至还想要更改申奥的方式,表示在未来可能会实行指定某个国家举办奥运会的方式。


我们中国每年在体育事业上的投入都是相当惊人的,建设很多并无必要的体育场所,还有大批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可以无后顾之忧专心从事训练, 而这些投资的来源是我们每个国民的贡献, 这和多数国家的体制有很大的区别。 


设想一下这些大量的投入如果能够转一部分用在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活生产水平, 为许多上不起学的孩子们提供基本的教育, 为无力看病的人群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从而让更多的人为生在中国而自豪, 这样是不是比在体育比赛中夺几个冠军更值得我们自豪呢?


以前,国家如果把每年在体育事业上相当惊人的投入投到科技和军事上,美国英国就不敢如此放肆。美国英国为什么会如此放肆地对待中国?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中国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不如美国。


另外,国富不等于国强,军强才是强国之正道。国家的经济肥大不等于国家的强大,经济肥大是一个没有骨头的大胖子,重量不是力量,绝不能错把重量当力量,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后盾,经济的发展成果必然会得而复失。有些人认为不发展经济怎么发展国防,要先发展经济后才能发展国防,这种思想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中国六七十年代“闭关锁国”时的经济不行,却搞出了两弹一星,事实能说明一切。也不要妄想有了钱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自力更生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之基本条件,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的,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可以有买来主义,而绝不能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特别是先进技术,先进尖端的武器技术,更是如此,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最先进的技术(各种技术包括武器技术)出卖给外国的。


观天下,美帝横行;思世界,中国崛起。美帝亡我之心昭然,中国发展之路愈艰。近日看利比亚局势突变,让人产生许多联想,顿发诸多感慨。中美之战,其实早已开打。美帝企图从政治上渗透、外交上孤立、经济上掠夺、军事上封堵中国。并非危言耸听,国人理当奋起!  


再穷不能穷军事。毛时代一穷二白,发展两弹一星,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之战,中苏之战,开创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新局,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坚强基础。现如今,我们不得不反思,改开之路虽然正确,但埋头发展经济,痛失强军良机,对军事发展的投入不够,以致国富军不强。人善国弱被人欺。这也是美国甚至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小国敢向中国叫板的根源。


综观中美之战,美强中弱是现实,必须丢掉幻想,大力发展军力,以斗争求和平,求合作,求发展。建议中国应采取以下措施对付目前的劲敌美国.1.放弃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2.与伊朗,朝鲜,古巴等美国的敌国结成军事同盟。如果美国胆敢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我国就立刻以闪电战解放台湾;以密集导弹和潜艇炸烂日本、冲绳、关岛、夏威夷;帮助朝鲜占领韩国,帮助伊朗联合埃及、叙利亚打下伊拉克、沙特和以色列;联合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肢解印度,恢复我被占领土;占领越南,收复南海岛屿;支持俄罗斯向西扩张恢复前苏联和东欧势力范围;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夺取政权;支持古巴联合委内瑞拉在拉美闹革命。和古巴,委内瑞拉在墨西哥湾联合军演;经济上抛售所有美国债,扣押美国在华资产,组织我国海外华人中的爱国人搞乱美国经济、刺探美国军事情报、爆炸美国军事及重要经济设施。美国胆敢使用核武器,我们中国要有与美国同归于尽的胆量。我们要敢于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才能改善安全态势,刺激经济,振奋国民精神。新中国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良好的时期,都是几场自卫反击作战的结果。狼是打走的,而不是劝走的。        


我认为: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是一种品质。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是一种信仰。 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4. 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如果都是这样, 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会成为地狱。


有人说批评之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正是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荒淫无道,他们怕人民议论,就采取了压制社会言论的措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平安无事。实际上这是最愚蠢的作法,它不仅使下情无法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加剧社会矛盾。更可怕的在于虽然民众口上不说,但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只要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大规模的暴乱必然爆发,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正可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但也是爆发起义最多的国家。


借中国历史中周厉王的故事讲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执政大忌,得出结论如:“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当然,这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终归是要被老百姓赶下台的。一些古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常常说出这样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说的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当这样的话从我们的领袖嘴中吐出,再反映于执政作风中去,使人明显感到人民领袖的无穷底气与内心坦荡情怀,当初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政治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大众民主风气,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面貌恍若眼前浮现。时至今日,我们再次想起这句话,除过上述方面,又分明能感觉领袖对人民、对后辈、对继任者具有那样一种警世、告诫的良苦用心。


平心而论,生活在这个世道,我们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还是挣扎着不被改变。不沉默,不合污,不堕落,不作恶是我们的底线。事实上社会的责任是全民的责任,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独自承担,也没有任何人有理由选择沉默,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享其成。因为,当社会灾难到来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实际上,追求言论自由是党的初心与使命,也在党革命胜利中起到很大的作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


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


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伍兰花见毛泽东当面被骂也不生气,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并把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也说了不少。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


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这些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惦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他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当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曾经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还主张,“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切忌大权独揽,搞一言堂,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更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样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工作、修正错误,才能在工作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然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唯唯诺诺、奉承赞扬的叫好之声,而对那些“当面鼓、对面锣”的意见,要么反感厌烦、置之不理,要么闻之则怒,视言者为“刺头”、“刁民”,更有甚者会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殊不知,有意见不让提,压而不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意见和问题,激化更多的矛盾和情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群众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意见手足无措、置之不理。


工作中,当与群众坦诚相见,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跟大家坦诚沟通,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百姓的评说最重要。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端正姿态,主动深入到实际、扎根到基层,听听百姓怎么说,问问百姓怎么看,不但听认可、听赞扬,更要听意见、听批评;对于群众挑的“刺儿”,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洗耳恭听、深入反思,并跟群众解释清楚,给公众一个明白,还事件一个清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表扬的确会鼓励人,但如果只有表扬,而不指出问题,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我们的文化,特别鼓励表扬,而拒绝批评。即便要批评,也是无关痛痒,明贬实褒。尤其是面对上级,面对领导。比如,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结果呢,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这是天性,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老师对学生,多鼓励优点,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发挥优点——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而且未成年人心智世界观等尚未成熟,自我意识有时候会反省到。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人,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不仅虚伪得恶心,而且会害了这个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成年人,批评会使人进步,表扬会使人落后。


所以,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有偏差”“不正确”,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只要不造谣不诽谤,就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广泛听取、吸纳各种意见。浅而言之,多倾听他人意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体察市场感受,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因为身在其中,囿于视野所及,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总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总有一些“扎心”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不是给政府添乱,也不是与官员作对,而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实际上,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刺耳”的话、“扎心”的话,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而不断调焦,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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