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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应当给贪官一次出路
官僚腐败，无论在何种形式下，都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威胁。它不仅会侵蚀国家资源，损害国家利益，还会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让百姓的创业和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官僚腐败是国家最可怕的问题之一，亟需解决。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事实：贪官并非天生就具备，贪污腐败的行为倾向，而是受到外界环境和内在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往往出于个人利益或者满足权力欲望而选择走上贪污腐败之路。然而，在当前社会中，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强大的威慑力量来阻止他们胆大包天地进行各种腐败活动。 官僚腐败，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也是体制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加强监督和惩罚，以及提高社会的道德意识，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确保清官的清廉之路能够持续下去。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绩硕果累累，反腐高压已形成常态，“不敢贪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有的地方出现了为官不为，碌碌无为等“庸政懒政怠政”现象。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懒政怠政则是党和国家的“慢性病”。 不管是“致命伤”还是“慢性病”，都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庸官懒官不仅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庸官懒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政治堰塞湖”。 长期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目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从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大都发生在资源和权力较集中的领域和岗位，体制机制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了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机会，这正是为什么反腐败反不胜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根源所在。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解决官场腐败问题，必须要有使官员不敢贪不敢腐不敢不作为的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官由民选法由民立，中国应当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制度，党主民主的制度就是由党主持领导人民选官立法。 反腐败和制度改革对执政者中某些人是意味着利益的巨大损失甚至生和死的选择。反腐败和制度改革大家都知道是好的，但是因为所谓“欠账风险”的阻隔，使得反腐败和制度改革举步维艰，所以反腐败和制度改革前的“政治清零”是必须的，包括对受害者的经济补偿和若干年后对名誉恢复的承诺，包括对施害着的利益维护和名誉的不受损。做到这些难度很大，但是对和平反腐败和制度改革推进法治制度来说是必须的。要以“既往不咎，未来是天”为方针扫除制度改革中的障碍，有了民主法治的制度，必然能够解决行官僚腐败问题。 目前，制度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但须知，对中国而言，制度改革彷如进入深水区，操作起来绝非轻松易举之事。因为制度改革会涉及诸多敏感议题与领域。但最大阻力是政府中的贪官污吏。中外革命历史表明，共活双赢，促进社会进步的革命才能成功！否则，成王败寇观念主导下的革命只会得到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基于中国的现实，赦免支持制度改革的贪官，才能实现双赢，使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平民走出双输的囚徒困境，共享繁荣和谐幸福的未来！ 为减少制度改革的阻力，我十几年来多次提出赦免贪官。然而，这种理性的呼吁，却遭到一些基于公平正义的义愤填膺者的反对。显然，在那些反对赦免贪官的人士眼里，要制度改革就要清算或打倒贪官，制度改革前提就是清算和打倒贪官，制度改革目的就是杜绝贪官。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华传统思维——你死我活、成王败寇！中国几千年走不出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而没有真正社会革命的陷阱，就是因为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作怪。中国的革命也就成为改朝换代，而不是制度变革。 我认为：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应当给贪官一次出路。让贪官自己反贪，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我们都痛恨官员贪腐，但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给贪官一次出路，并不是纵容和放任，而是要更快、更好地抓反腐。不然阻力太大，官员为自保，互相包庇，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鱼太多、太大，网破的可能更大。当然，给贪官一次出路，并不是无条件的，首先将赃款全数退出，并参考在反贪的过程中有无立功表现。对那些心存幻想，蒙混过关，继续贪赃枉法的干部，决不手软，从严打击！ 如果人民不放过一次贪官污吏，那么后果很严重，就这么对峙下去，腐败一代接一代，人民最受伤，其后果就是经济趋向崩溃，最后受伤的还是老百姓，重新积累资本，还有消耗多少资源，多少环境的代价。如果人民原谅了一次贪官污吏，那么资本留在国内，或者流出的资本重新流入国内，无论怎样，他们的后人都会生活得很自在，这是现实，有钱哪里不能过好生活。这些大量的资本将被转移到它国，就肥了敌国，当然他们情感上也不愿意流落他乡，愿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愿意坐牢，就是他们坐牢，也只能增加人民的负担，更何况谁会傻到坐以待毙。 我和大家一样恨贪官污吏，但不能意气用事，应当考虑到最有利于百姓着想，他们坐牢与不坐牢，我们人民又能得到什么，如果这些资本都留在国内，自然有利于人民，所以，人民原谅一次贪官污吏更有利于人民，不过要有个条件，他们必须退回非法所得，希望大家理性思考这个问题。只有放过一次以前的贪官污吏，才能顺利制定新的制度惩治以后的贪官污吏，在法律上实行赦免制度：对之前的贪官污吏在规定时期内退还不法收入的，不论干部职级，不论问题大小，一律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法律责任，原政治、经济、生活待遇不变；对没有按期退还不法收入的，政治上，一律开除公职，并存档备案，永不叙用；经济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高额罚金；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标准处罚。 总归一句话；不管什么问题，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总比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一般总是两败俱伤的，遭殃的必然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制度不改革，定是打了东北虎，又出来西南虎的，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理论而言，改革不可能有最优方案，它总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推进的，因此，改革本身意味着妥协。 另外，贪官不自首，查他们是极不容易的。若不这样做，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永远得不到彻底解决的，赦免以后要制定新的制度预防腐败。新的制度应遵循以下八点； 1.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外，其它的所有官员必须要由民选并公示全部财产。 2.立法规定，按贪污受贿一万判刑一年计算，二十万以上包括二十万的判死刑。让官员望而生畏，不敢贪污腐败。 3.要激励人民群众举报，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分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也许有人说奖励太多，我认为其实不多，如果没举报人的举报，大部分贪官污吏是很难被发现的，且举报人是担着被打击报复风险的]，另外，做好保护举报人工作，对保护举报人不当的司法人员要从严惩处，还要规定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应直接去查处，不能当中转站，转到当地去查处，转来转去往往又转回到被举报人手里去了，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一定绝不能犯官僚主义。 4.司法机关还要主动出击，不能在机关里等着举报才去查处，另外，以后不要只抓大案要案，不抓小案。其实大要案都是从小变大的.这和一个人生病一样，小病不治变大病就不好治了。 5.立即更改法律法规，对自首的行贿人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不要定罪，按一般的举报人对待并给予状励，对不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与受贿人同罪对待。此举是解决行贿受贿问题的最有力措施.最了解受贿人就是行贿人！现在对行贿人的处罚比受贿人还严厉，简直就是逼着他们结盟！行贿若无罪，受贿人就会自危，怕行贿人过河拆桥而不敢受贿，行贿人也就无处行贿了，行贿受贿问题也就解决了。 6.成立一个真正有权的巡查组，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全国各地明查暗访，并有权直接查处各地各类党政官员的违纪犯法案件，此举一能克服各地党政官员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二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三还能体现中央的权威。使中央的方针政策得以执行，这个钦差大臣之制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从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错案，大都是钦差大臣出来才得以解决的。巡查组到地方时，要先暗访几天，然后通过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暂驻地址电话方便举报人举报，这样的监督才是有力的监督。 7.加强党政官员的思想教育及法律教育，让他们有执政无私为民的思想及知法守法。决不能让官员有做官是为了名利的思想，犯了法才知犯法的法盲。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积极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试用期等制度。加强人事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约束有力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 8.加强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官员，官员才能不敢官僚腐败。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僚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遏制官僚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官僚腐败。我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能遏制官僚腐败的制度。目前；党内有些人一看有人提倡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使党的政权天长地久的。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 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 中国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党主民主，首先党中要有主，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中国绝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至今仍然是君主立宪，日本有天皇英国有女王，泰国还有国王。 我们国家现在的领导体制是“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我认为：这一体制存在很大弊端。导致九龙治水，造成各自为政。每个常委各管一摊，缺乏大局观念，以自己的部门为重。没有统筹权力，每个人各管一块，权力太大，没有人可以制约。很容易走向部门主义。因为集体领导制是“集体总统”，“集体总统”的结局到最后可能就是“没有总统”，集体领导就是没有领导，集体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不论是九个常委或七个常委，大家各管一块，劳动分工，我说了算，这不叫集体决策也不叫集体领导，是典型的封建主义，一人分封一块，这就会出现政令不畅问题。周永康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反腐败一定要党的主席集权，不然既得利益集团比反腐机构的权力还大，何谈反腐？ 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我认为；解决中央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党的主席集权，防止群龙无首各行其是。 当然，也不要认为实现党组织对社会的“全覆盖”，就是加强了其执政的基础。效果可能正相反。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党员队伍中的任何一个弱点都是党的污点，无限扩张的党权所带来的是党的无限责任。而且这种无限责任随着党组织和党员向着越来越多的领域延伸，也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无所不在的党权。而那种无所不在的，“群众身边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无时无刻不在给整个党抹黑，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党执政的合法性。结果是，共产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它领导的结果；老百姓理所当然地认为天下所有的坏事，都是共产党干的——至少它要负责。 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受民怨，现在有不少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当地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就会常被外国欺侮。 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 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令出中南海。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封建时代的“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内阁制）和“总统”（总统制），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核心”。探讨这样一个“核心”也历来是政治哲学和理论的核心任务。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孔孟的“贤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现代的各种政治领袖（内阁制和总统制）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产生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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