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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每当我被人批评的时候，总是有人出来替我辩解
希望戏子两字早日回归辞书 不能让它继续在演艺界乱窜 2016-10-15 03:30联合早报 作者汪惠迪：前些日子，中国的大型门户新闻网站以头条位置，连篇累牍地大肆报道一个叫王宝强的演员的婚变新闻，其声势盖过同期发生的其他要闻，令广大受众觉得仿佛中国只有一个王宝强，中国人吃饱喝足之后，只对这种八卦新闻感兴趣。媒体如此肆无忌惮地报道“王宝强事件”，引起了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的注意。他以《科学家的地位不如戏子，党中央国务院必须管管》为题，撰文猛批中国娱乐圈。霎时，陈中华的文章在网媒上热传，点赞和吐槽者蔚为大观。 笔者从事语文工作，职业习惯使然，在读陈中华的文章时，最敏感的是标题中所使用的“戏子”一词。按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就不再用“戏子”之类已经进入历史的“旧词”了，代之而起的是中性词“演员”。因“换了人间”而产生的词用上的这种变化，身为院士的陈中华岂能不知？所以笔者相信他是故意这么措辞的，其蕴含的意思是辛辣的，其鞭挞的力度是彻骨的。 中国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戏子”的释义是“旧时称职业的戏曲演员（含轻视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是“旧时称戏曲演员（含轻蔑义）”；《上海话大词典》说，戏子旧演员（贬称）。中国有句流传甚广的俗语叫“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对此，台湾的李敖诠释说：“演艺人员古称戏子，是下三烂行业。中国人骂‘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就是定论。这一行业太现实、太虚荣、太炫耀、太不择手段竞争，的确情义荡然。不料电影、电视出来，这一行业窜起来了，名利双收，演艺人员居然表率群伦了，结果带来虚浮的坏影响。年轻人不务实学，连康熙皇上都给带坏了。”（2015年5月30日李敖微博）综上所述，“戏子”这个词，在当今这个文明社会里，尤其是中国大陆，实在是不能随便使用的。然而，陈中华用了，而且蹿红网络，几成热词。 当演员被叫作“戏子”的时候，笔者觉得陈中华说的“科学家的地位不如戏子”是事实，“党中央国务院必须管管”有必要。的确，当权派应当好好管管了。不过，此事未必要惊动党中央，国务院（政府）是职无旁贷的了。 当演员被叫作“戏子”的时候，笔者觉得中国大陆的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必须深刻反省，舆论导向是否出了问题，新闻报道是否有失平衡，职业道德是否正在堕落。你们的口、你们的手、你们的笔再不好好自我约束的话，待到当局上门检查或请去喝咖啡，就被动了。这是有先例可循的。那些娱乐新闻的什么统筹、企划、记者、编辑，如果你们的头脑中只装着王宝强，如果你们的眼睛只盯着王宝强们结婚、生子、离异、死亡，而且一味高调，一味炫耀，一味渲染，长此以往，受众疲劳、厌烦、憎恶，你们就可能走向反面了。 当演员被叫作“戏子”的时候，笔者觉得演艺界那些稍有名气或如日中天的艺人，必须自爱，别因滥交、酗酒、吸毒或嫖娼而蹲进班房。“公众人物”理应“表率群伦”，低调为宜。然而有人偏偏爱慕虚荣，喜欢显摆，追名逐利，得陇望蜀。中国经济正处于低谷，且呈L状发展，拍一集电视剧，据说有人要收片酬人民币85万元（约17万5000新元），当局下达“限薪令”后还收50万元。 演员的高收入最终是转嫁到一般消费者头上的。《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观音菩萨的片酬每集才几十元人民币，尽管那是28年前的价码，也说不上是高片酬吧？还有那些名不见经传，却醉心在演艺圈里出人头地的年轻人，焦躁不安，为博出位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惜自导自演，炮制新闻，供媒体爆料。如此自作自贱，让人叹为观止。即使达到目的，也十足是个“戏子”。 当演员被叫作“戏子”的时候，笔者衷心希望“戏子”早日回归辞书，不能让它继续在中国大陆的演艺界乱窜。
法律一旦为虎作伥失去公平正义 复仇与复仇情结也就在所难免了
法律一旦为虎作伥失去公平正义 复仇与复仇情结也就在所难免了 丁酉除夕，祭祀的鞭炮在神州大地爆响。汉中某区某镇某村，时年35岁的未婚青年张扣扣在手刃王家父子三人后仰天长啸：22年的仇终于报了！ 该杀不该杀，争论白热化，剧情很复杂，老夫不再赘述。只想小议一下由此激活的同态复仇与复仇文化。 所谓的同态复仇，是一种复仇习俗，氏族、部落成员或集体在遭到外来伤害时，受害方给对方以同等的报复，以命偿命，以伤抵伤，加害者氏族或部落则交出惹祸人，以求得整个氏族或部落的集体安全。 执行同态复仇往往由受害者近亲进行。这样的剧情在影视剧中比比皆是，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曾经的胡文海、杨佳......人们记忆犹新。 在此事件中，正方以法制日报为代表--张扣扣案：有人煽动以暴制暴是开法治倒车。然而，在如此的帽子加棍子的高压下，却也难堵住众人悠悠之口；最具代表性的反方代表，当属“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陈中华”，在《关于张扣扣杀人报仇案，法制日报不要断章取义》一文中，不仅表达了同态复仇在现实社会中的正义性与必要性，而且还论述了“放了张扣扣”对法治社会建设的警示意义。 显然，张扣扣为母报仇杀人案不是影视剧情，更不可以胜利者的姿态扬长而去，不死便是万幸；“放了张扣扣”也不过是激愤之言。然而对于同态复仇的“现实必要性与正义性”老夫是赞同的--倘若法律只是权贵的护身符、平民的铁锁链，大凡有血腥（性）的男女则别无选择，类似的悲剧必将继续上演。 复仇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另一奇葩，抗日也好，剿匪也罢，“为XX报仇”响彻云霄，勇气倍增。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更是耳熟能详。倘若打开汉语词典或者网上搜索一下，复仇的成语及典故成百上千。无论是人治社会还是法治社会，都会有以强欺弱、仗势凌人甚至无恶不作的团体与个人，法律一旦失去公平正义，甚至为虎作伥，那么，复仇与复仇情结也就在所难免了。 老夫没有喝过洋墨水，不知他国是否有怎样的复仇文化，“恐怖袭击”与“恐怖组织”应该比张扣扣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于是老夫突发奇想：倘若35岁的未婚青年张扣扣不是因为报仇杀人，而是因为争抢女朋友而杀人，会否在3000万光棍中引发“犯罪复制效应”？理屈词穷的法律党徒们会否祭起反恐的的大旗雷霆一击？ 到底是谁在“开法治倒车”，悲剧产生的根源在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陈中华：不要把批评之人、当作政府的敌人
我认为：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是一种品质。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是一种信仰。 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4. 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如果都是这样， 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会成为地狱。 有人说批评之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正是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荒淫无道，他们怕人民议论，就采取了压制社会言论的措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平安无事。实际上这是最愚蠢的作法，它不仅使下情无法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加剧社会矛盾。更可怕的在于虽然民众口上不说，但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只要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大规模的暴乱必然爆发，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正可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但也是爆发起义最多的国家。 借中国历史中周厉王的故事讲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执政大忌，得出结论如：“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当然，这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终归是要被老百姓赶下台的。一些古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常常说出这样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说的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当这样的话从我们的领袖嘴中吐出，再反映于执政作风中去，使人明显感到人民领袖的无穷底气与内心坦荡情怀，当初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政治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大众民主风气，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面貌恍若眼前浮现。时至今日，我们再次想起这句话，除过上述方面，又分明能感觉领袖对人民、对后辈、对继任者具有那样一种警世、告诫的良苦用心。 平心而论，生活在这个世道，我们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还是挣扎着不被改变。不沉默，不合污，不堕落，不作恶是我们的底线。事实上社会的责任是全民的责任，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独自承担，也没有任何人有理由选择沉默，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享其成。因为，当社会灾难到来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实际上，追求言论自由是党的初心与使命，也在党革命胜利中起到很大的作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 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 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伍兰花见毛泽东当面被骂也不生气，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并把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也说了不少。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 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这些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惦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他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当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曾经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还主张，“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切忌大权独揽，搞一言堂，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更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样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工作、修正错误，才能在工作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然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唯唯诺诺、奉承赞扬的叫好之声，而对那些“当面鼓、对面锣”的意见，要么反感厌烦、置之不理，要么闻之则怒，视言者为“刺头”、“刁民”，更有甚者会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殊不知，有意见不让提，压而不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意见和问题，激化更多的矛盾和情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群众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意见手足无措、置之不理。 工作中，当与群众坦诚相见，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跟大家坦诚沟通，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百姓的评说最重要。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端正姿态，主动深入到实际、扎根到基层，听听百姓怎么说，问问百姓怎么看，不但听认可、听赞扬，更要听意见、听批评；对于群众挑的“刺儿”，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洗耳恭听、深入反思，并跟群众解释清楚，给公众一个明白，还事件一个清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表扬的确会鼓励人，但如果只有表扬，而不指出问题，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我们的文化，特别鼓励表扬，而拒绝批评。即便要批评，也是无关痛痒，明贬实褒。尤其是面对上级，面对领导。比如，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结果呢，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这是天性，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老师对学生，多鼓励优点，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发挥优点——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而且未成年人心智世界观等尚未成熟，自我意识有时候会反省到。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人，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不仅虚伪得恶心，而且会害了这个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成年人，批评会使人进步，表扬会使人落后。 所以，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有偏差”“不正确”，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只要不造谣不诽谤，就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广泛听取、吸纳各种意见。浅而言之，多倾听他人意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体察市场感受，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因为身在其中，囿于视野所及，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总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总有一些“扎心”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不是给政府添乱，也不是与官员作对，而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实际上，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刺耳”的话、“扎心”的话，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而不断调焦，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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