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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应当给岳跃仝再做一次尸检，并尽快向社会公众公布结果
2022年1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后经进一步检查和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1月19日，在北京市召开的第269场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朝阳区副区长杨蓓蓓介绍，该名无症状感染者住在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村558号，主要从事装修材料搬运工作。该无症状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从1月1日至1月18日的18天时间里，其工作范围涉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顺义等多区，辗转了20多个不同的地点打零工，有多日是在凌晨工作。有网友据此称他是“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该无症状感染者岳某，1978年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本在山东威海捕鱼船做船员，2020年8月12日，他的大儿子走失，因儿子曾在北京做过帮厨，他就来到北京寻找。在此之前，为了找儿子，他已经去过山东、河南、河北、天津等多地。每到一地，在寻找儿子的同时，他都会打零工维持生活。 流调报告称，这例无症状感染者住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村，主要从事装修材料搬运工作。其具体活动轨迹如下： 活动轨迹 图来自中国青年报 1月1日23:30-1月2日凌晨4:43，在和乔丽致酒店（建国路93号院12号）工作。 1月2日23:00-1月3日凌晨3:00，在木偶剧院工地工作。 1月3日21:00-1月4日凌晨1:37，在四环阳光100小区工作，随后到通州台湖垃圾站工作。 1月4日14:00-14:30，在顺义区龙湾别墅工作。 1月5日12:00，到达朝阳区珠江绿洲6号楼1907室工作；16:00到达远洋一方一号院工地工作；17:00到达顺义区祥云赋工地工作。 1月6日11:00-12:08，在万科翡翠云图工作；14: 21到达平房料厂（小廊国际俱乐部旁边）工作，21:06到达朝阳区东小井沙石料厂工作；21:30-23:04在海淀区农科社区8号楼工作。 1月7日14:30，到达朝阳区雅成一里小区5号楼工作。 1月8日12:36,到达朝阳区双桥丝路美食独自就餐；14:00到达水郡长安工作；15:14到达和锦薇棠小区工作；17:00-21:30在海淀区农科社区8号1楼3单元407工作。 1月9日7:30-10:10，在和锦薇棠小区工作。 1月10日0:00-1:45，在胡大簋街三店工作；2:00到达胡大簋街二店工作；3:00到达建国门壹中心1座工作，4:00到达通州区盛园宾馆附近的管头工业区工作，9:00到达顺义区丽宫别墅工作； 1月11日凌晨2：58，到达木偶剧院工作。 1月11日23:00-12日凌晨3:00，在朝阳区隆和写字楼工作。 1月12日凌晨0:00-4:00，在东坝锦安家园二区1号楼4单元17层1702室工作。 1月12日11:14，到达东坝锦安家园二区1号楼4单元17层1702室工作。 1月12日23:18-13日凌晨3:43，在木偶剧院工作。 1月13日19:00-20:00，在东坝锦安家园1~4单元工作。 1月13日23:58-14日凌晨5:05，在中关村购物中心工作。 1月14日11:05-17:40，在东坝家属区工作。 1月14日22:18-15日凌晨3:51，在木偶剧院工作。 …… 梳理发现，十几天里，他没有一天不是在工作，多数日子都要工作到凌晨，甚至元旦也是如此。他一共辗转了31地打工，一天里也往往要跑好几个地方，最多的一天也就是1月10日，跑了5个地方。在这一天，他0点时分还在东城区的胡大簋街，凌晨4点去了通州区，到了上午9点又跑到顺义区……短时间内跨越三个区，北京的冬夜有多么寒冷啊！ 这十几天里，仅出现了一次与工作无关的地点——去朝阳区双桥丝路美食独自就餐。可想而知，他大多数的三餐是在工作中解决。 1月17日这天，他终于没有工作了。10:23，他到达邮政局（陶然亭店）邮寄信件，之后乘坐地铁返回家中；12:05，到达东坝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核酸检测采样点采集咽拭子。 1月18日，他坐上了开往威海的1085次列车，因疾控中心通报其核酸检测结果疑似阳性，于8:57在北京南站下车，等待进一步处理；12点由120转运至佑安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岳某河南老家的村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岳某家庭条件“比较一般”。在他老家，岳某的父亲瘫痪在床，母亲也在最近摔断了胳膊；他的妻子和小儿子目前都在山东威海，妻子收入微薄，小儿子还在上初中。因此，他的生活压力较大。 岳某的妻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丈夫外出找孩子，她就在威海照顾小儿子，她平时主要工作是给人晒海带，一天能赚100元钱。 岳某表示，在北京的这些天，他主要是通过一些接零工的微信群联系装修包工老板，接到的工作都是扛沙袋、扛水泥或者是把建筑垃圾搬运到指定垃圾站。由于北京市区白天限制工程车辆通行，他就在凌晨出发，通常做完工天就亮了。为节省开支，他住在石各庄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每月租金700元。岳某的一名河南同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石各庄住了不少他们的同乡，大都从事建筑垃圾搬运工作，“都是凌晨干活，很辛苦很累”。 以下是1月19日晚《中国新闻周刊》与岳某的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在哪里？情况如何？ 岳某：我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治疗，昨天（1月18日）和今天（1月19日）上午都进行了血检、尿检、核酸，都是阳性，都没变化。 前几天我的体温是36.8℃，今天（1月19日）下午是37.8℃到38℃，高烧，头疼难受，晚上吃了点药，现在温度下来了，不这么高了，稍微有点头疼。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北京平时住哪里？ 岳某：石各庄南门，700块钱租的小房间，10平米左右。农村环境。只要不漏雨，能睡觉就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平时做什么工作？ 岳某：我有个招工平台的微信群，里面有很多老板，他们会发需求，比如几百袋沙子、水泥需要扛，我就会问价格，如果合适就去干，他们就会来石各庄接我；或者我把电话号码发到群里边，他们有活会找我。 一般一袋水泥或者沙子，不上楼是1块，要是上楼就加钱，比如3楼，一袋就是3块，4楼，一袋4块。一袋沙子60斤，一袋水泥100斤。或者是那种建筑垃圾，我给搬车上，打扫干净，最后送到专收建筑垃圾的垃圾站。 有时候，要是干得好的话，我和老板加个微信，以后有活还找我；要不好的话，就是面对面付款，不再联系了。最近我给20多个老板干过活。 干这事没准头，有时候下雨不能干，上面来检查也不能干。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都是在晚上干活？ 岳某：都是晚上下半夜去干这些零活。因为拉建筑材料、建筑垃圾要用大货车，白天大货车不让进城，如果进城要扣分、罚钱，只能晚上十一点后进城。 晚上十一点去，第二天早晨四点半回来，白天要有活也干点。 干的都是体力活，一次能赚200元到300元。白天上午睡觉，睡四五个小时，中午再出去找活，这样就能多挣点。 一般干完活老板就送我回石各庄，他管早饭，给我10块钱，我能买仨包子和一碗稀饭，中午我就在家下面条吃。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你是做什么工作？ 岳某：我是河南人，在威海生活十几年了，在船上当船员打鱼，一年能挣5万块钱。我来北京，是找儿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岳某：2021年春天就在北京做零工，干到9月1号威海那边能出海，在威海干了两个月，休渔期休息，11月19日，我就回了北京继续打零工。那次来北京15天后，我妈胳膊摔断了，我爸瘫痪，他们俩没人照顾，我又回了老家，伺候他们半个月，又回北京了。 算下来，这次我在北京待了40多天，我跑遍了北京东五环、南五环，赚了一万多块钱。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干活？ 岳某：我属马，1978年生。我要养我小儿子，他12岁，上六年级。我媳妇看孩子，给人家晒海带，一年赚1万块钱。我爹瘫了，我妈胳膊摔断了，给她治疗花了1万多，他们生活都不能自理。就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出来打工。 我这家庭，一个月没有一万多块钱根本养不起。我一个人养六口人。每个月要给我爸妈2000块钱左右。我爸76岁，我妈66岁，他们也不是低保户，他们有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吃药都花很多钱。 《中国新闻周刊》：看你的流调，1月17日你去邮局邮寄信件，是寄的什么信？ 岳某：上访信。我家住山东威海荣成市成山镇，我大儿子在距离家50公里的一个食品厂工作。2020年8月12日，他说肚子不舒服，就要回家找他妈，食品厂主任把他送到汽车站，然后他走丢了，就突然不见了，也没上汽车。我本来还在出海打鱼，当月15号，就赶紧回到家找孩子。我在当地派出所报警，想让他们定位我儿子手机、调监控找人，他们说这是成年人，不给定位手机，两三天后，我儿子的手机就没电关机了；至于调监控，他们说只管车，不管人，也不给调。事情过了三个月才立案。 后来我到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把这个案子又推回荣成市公安局。我又到山东省公安厅，又到北京。我认为，在我儿子刚走丢的那几天里，要是给定位的话，就找到了。现在没任何希望了。当时，我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他们置之不理，所长说话还很难听。 《中国新闻周刊》：你都去过哪里找孩子？ 岳某：天津，河南安阳，河北衡水，山东泰安、威海、济南、乳山，等等，去了十多个城市，没有任何信息。到了地方，我就在银行的ATM机睡，天气热，蚊子又多。没有钱，我就在当地打工，赚够钱了，就去其他城市。 各地的救助站我都去过。有个救助站站长看我可怜，给过我一箱方便面和矿泉水。 原先我儿子在北京东五环干活，做过帮厨，所以我才来北京。我在北京的饭店、小餐馆到处打听，问有没有这个人在做帮厨，到现在问了几十家了。 我怀疑他还没有走远，警察说他没坐火车也没坐汽车，估计还在荣成市。 我也去医院停尸房打听过。2021年10月12日，他们看我上访，说有个尸体是我儿子，让我去荣成市第二医院认尸。我看到那个人，脸看不清，很胖，圆脸。我儿子身高1米74，很瘦，长脸。我就觉得不是我儿子。我说要化验尸体的骨头，他们也不愿意。一开始说去威海市公安局做实验，得要几十天，后来又说法医出差了，又过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你别烦我了，别给我添加负担了。 俺媳妇一听俺儿死了，哭得拉不起来。我不相信那是我儿子。 这个死尸刚被发现的时候，我就问过派出所，他们说不是我的儿子。我一上访，他们为了结案，就说是我的儿子。 我儿子丢的时候19岁，今年21岁。他上到初二就不上学了，非常内向，不是很机灵的人，很忠诚很实在。我觉得他是被人骗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1月18日你从北京南站坐动车去威海，是要回家吗？ 岳某：我干了一年活，儿子也找不到，疫情也紧张了，就想回去。1月17日，我寄了信，下午做了核酸，第二天早晨坐北京发往威海的1085次列车。车还没开动，就直接停下来了。疾控中心发现我核酸有异常，给我打电话，说我不能走，我就把行李拿下车，等着，后来转到地坛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现在，我花414块钱买的车票还没有退。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要给我钱，我说不能要你的钱。这两天，我的手机停机了，疾控中心还给我充了150块钱话费。他们都挺好。 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我只是好好干活，我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双手，挣点钱，挣了钱找孩子。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照顾这个家。 我找孩子，到现在花了好几万。打工都是打零工，赚了钱就找孩子，没钱了就打工。我努力，就是为了把孩子找回来。我辛苦一点，就算把命搭到里面，也要把孩子找回来。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发文《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引发强烈的反响。报道的主角岳先生窘困的处境、不幸的遭遇，令人唏嘘。尤其是长子生死成迷，岳先生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寻子的情节，催人泪下。 事件的进展很迅速，央媒发声、警方通报接踵而至。1月21日，威海警方通报其子已离世，警方通报的信息与报道中的叙述大相径庭，可是争议并未到此结束。舆论场上又一次发生了从催泪到“催命”的大反转，耐人寻味。 01 最初阅读这篇报道时，我是有所不满的，因为太感人了。 新闻报道不是文学创作，不应该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反转”后有评论者批评作者对岳先生的语言进行了再“加工”，未为无据。因此批评作者“煽情”不算冤枉，作者或许并非有意如此，仅仅是个人情感不自觉地流露，但是实际效果确实过于调动情绪。可以比较《河南日报》和财新的后续报道，高下立判。 这些年看多了“卖惨体”，经历了太多的“反转”，很多读者不仅产生了免疫，甚至有些过敏，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仅仅因为后来警方通报中的信息与报道的信息并不一致，就对媒体记者施以网暴，这就不是过敏，而是过激了。 这篇报道只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岳先生的说法，属于单一信源。做得更客观一些，应该联系采访警方，在报道中予以呈现。那样会让事件呈现得更完整，增加可信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话访谈就是错的。这种形式的采访报道在新闻报道中也是很常见的。
▲图/微博 目前看来，中国新闻周刊的这篇报道并没有歪曲岳先生的意思。报道中岳先生对警方处理不满意、不认可儿子已经去世等等，都和警方通报中的信息一致。至于是岳先生的叙述真实，还是警方通报信息更准确，读者大可自行比较判断。还有媒体也在跟进报道，新的信息也会陆续出现，不妨多留意就是了。 因此，对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提出批评，不认同文章的观点，都正常。“喊打喊杀”的除之而后快，就很莫名了。媒体报道没有“盖棺定论”的威力，不过是让已经发生的事进入公众视野中罢了。 事实不会自动浮现在公共视野中，总是在反复追问、争论中一点点呈现的。这应该是社会舆论的基本常识了。要求媒体报道“完美”——动机纯良、信息完全准确、充分反映各方面的观点等等，恐怕就没有新闻报道了。
▲2020年5月6日，妻子和儿子岳跃仝散步。（图/岳宗显的快手视频） 反之，认同警方通报的信息、质疑对岳先生的评论者，也不应该受到“诛心”的指责。在争议事件中，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带有不同的倾向，持有不同的观点，再正常不过了。观点的碰撞有助于事实真相的探寻。 对这类热点事件的争论应该聚焦在事实层面，而不是“你欺负底层”、“你污蔑警察”的菜鸡互啄。拿着自己认同的叙事，去砸对方的动机，鸡同鸭讲、一地鸡毛，有什么营养？ 遗憾的是，我们舆论场上的争论经常就是这么跑偏的。这是多年以来的常态，很是令人失望。吵来吵去，都在原地踏步。“舆论监督促进社会进步”，越来越停留在纸面。舆论总是在互相“监督”，无暇他顾，只会导致舆论的退化，耽误正事。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中岳先生长子的生死成迷，是颇有代表性的公共议题：生死事大，每个人都需要有个过得去的交代。 02 旁观是旁观，亲历是亲历，处境不同，心境也不同。 比如说，即便警方没有第一时间启动监控去找人，我作为旁观者是可以理解。监控定位的使用管理肯定是有审批流程的，如果随便申请了就能用，那是很可怕的。岳先生的长子是个成年人，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按照失踪调查处理的。但是，站在岳先生的立场上，所有道理都抵不过爱子心切的天伦之情。 警方严格按规范流程处理无可指摘，那么相关的程序也可以讨论。接报成年人失踪后，多久警方可以启动正式调查，调用监控又有怎样的审批流程。山东警方应该不会故意拖延，只要符合流程制度，那就没有责任。那么，可以讨论的是这些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打补丁，等等。
▲图/威海警方在线 争议事件的真相，并不是非要去责备谁、惩罚谁。“无责任事件”同样会暴露出系统性缺陷，这对改善公共治理水平更有意义。 争议最多、目前看岳先生和警方叙述差异最大的验尸环节，就涉及死亡认定程序的不足。死因争议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警民之间、医患之间，甚至亲属之间的死因争议，时有耳闻。 这样的争议很容易陷入两面各持一词的局面，成了无解的僵局。最终要么强势者以力服人，要么弱势者死缠烂打。争议以这样不讲理的方式“解决”，没有赢家，只有高昂的社会成本。 并不是每一次这样的争议都会成为公共事件，也不是每一次公共舆论的介入都能探明事实真相。在程序制度中寻求低成本的解决之道，比如说起源于英国的“死因裁判法庭”，就是可以借鉴的办法。 死因裁判法庭是一种特殊的司法程序，死者亲属、司法机关对死因抱有怀疑，都可以向死因庭要求裁判。死因庭的权限仅限于判定死者的死因，而不涉及其他司法审判。 这样中立、专业的第三方介入，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僵持局面，对争议双方的保护——既避免了受指责的个人或机构蒙受不白之冤，也帮助了岳先生这样的死者亲属释怀。 社会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把思维局限于行政系统的“内部解决”。 03 生离死别，人间至痛，每个人都值得一个最后的交代。 岳先生的遭遇被新闻媒体公之于众，也把死因争议的解决机制问题抛到了公共视野中，这就是新闻报道的公共价值。“站队”媒体也好，“站队”警方也罢，都不应该沦为意气之争，搞得和粉圈一样乌烟瘴气。 山东警方的通报没有一处指责岳先生的狠话，非常克制。其实，担心警方被误解冤枉的，大可不必过于紧张。中国公安系统发展多年，流程管理制度、文书档案体系已经很完备。如果岳先生的叙事不实，警方完全可以进一步用证据澄清事实。
▲网友帮助岳先生寻找大儿子（图/微博） 尊重司法部门的权威，就要信任司法部门的能力，相信我们的司法系统不会轻忽一个年轻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至于为此付出一点司法成本，也是应该的。所谓司法，本来就是为了追寻事实真相而存在。人命关天，于个人、家庭，失去至亲之痛，需要用真相来抚慰。对于公众，这更是关乎司法公信力的大事。 总而言之，是以理服人，还是以力服人，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舆论场上的争议，靠嗓门大、拳头大赢得“胜利”，都是野蛮得寸进尺。 在社会热点争议中，参与者不应该被同情心模糊了判断力，也不应该为了维护公安部门的权威而失去讲理的耐心。争议不是站队的二选一，而是从个体的立场出发，形成寻事实真相的合力。希望国家公安部尽快介入查处，给岳跃仝再做一次尸检和亲子鉴定，并向社会公众公布结果，我相信：真相永远不会沉默、正义终究不会不来。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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