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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控告起诉申诉，不应该有期限
现在，很多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尤其是被行政行为侵害时，首先选择信访。信访当然是公民的法定权利，可很多人不知道，如果信访时间太长，一旦超过行政诉讼时效，则会面临“起诉无门”的局面。 泾县法院曾经审理了一起土地管理行政征收案件，原告老陆因申诉信访导致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最终被裁定驳回起诉。这一案例对于很多信访群众颇有提醒意义。 2006年8月，泾县人老陆 （化名）租了他人10亩土地办粉丝加工厂，之后，他在该土地上盖了几间厂房，并架设了电线。 2009年春节过后，老陆外出打工，然而，到五六月份回来时却发现，在他租赁的土地上被人盖起了敬老院，原本的厂房和电线均被拆除。 为此，老陆首先选择信访。他数次到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但未得偿所愿。 2017年，当再次向出租人索要厂房及电线征收赔偿款未果后，老陆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当地政府对其厂房及电线的征收行为违法。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而本案中，老陆在诉状及庭审中均陈述其在2009年五六月份就已经知道当地政府作出行政行为且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一直到2017年4月17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经过了诉讼期限。 说到这里，很多信访群众可能会疑问：自己一直在找政府、一直在信访，怎么会过诉讼时效呢？不少人认为，因为信访耽误的时间，应当从诉讼期限中扣除。 对此，法官指出，《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他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而根据司法解释，“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是指基于地震、洪水等客观因素耽误的期间，或者基于对相关国家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 期间，老陆虽曾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仅仅是当事人单方向有关部门申诉信访，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属于应予扣除的期间。故老陆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遂作出上述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行申179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崔绍武，男，1933年9月17日生，汉族，住山东省乳山市。委托代理人马国立。委托代理人石志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乳山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乳山市胜利街78号。法定代表人周兵，市长。 再审申请人崔绍武因诉乳山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征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行终字第38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审判员李德申、代理审判员周觅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崔绍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2015）鲁行终字第388号行政裁定，本案一、二审及再审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承担。其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为：本案的事实是被申请人假借“虾池滩涂收回整理”之名行“土地征收”之实。而知道“土地征收”这一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的时间点应为公布土地征收决定之日。再审申请人针对被申请人的违法征地行为一直在进行维权，再审申请人基于对行政机关的合理信赖和提起其他诉讼而耽误的时间，不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再审申请人通过相关诉讼于2015年4月才知道被申请人属于未经批准非法征地的事实后，于2015年5月14日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土地征收程序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再审申请人起诉乳山市人民政府土地征收及行政赔偿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再审申请人曾于2010年10月8日提起过民事诉讼，请求给付征地补偿款、安置费、地面附着物补偿款等，在该民事诉讼中，就已经查明乳山市国土资源局与乳山口镇人民政府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2008年3月6日乳山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2009年兰家村委会通知再审申请人解决虾池承包合同等一系列事实，因此再审申请人最迟至2010年，就应当知道涉案土地被征收的事实，其于2015年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是从行政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而并非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违法起开始计算。因此，再审申请人认为其于2015年4月才知道征地行为违法，起诉期限应当从此时开始计算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再审申请人对于救济途径的选择，并非属于法定的“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因此再审申请人认为其一直在维权，耽误的期限应当予以扣除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崔绍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崔绍武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耿宝建、审 判 员 李德申、代理审判员 周 觅、二〇一六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刘 潋。 当自己的受到损害之后，与对方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的，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提起诉讼是由诉讼时效的规定的，对于超过期限提起诉讼的情形人民法院是可以不受理的，则当事人丧失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控告申诉也是一样的。这就会造成老百姓状告无门，导致一些人自行执法，甚至报复社会滥杀无辜。以上两个案件，这样的裁决，我想任何人都会感到不服的，这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官僚主义作风，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取消控告起诉申诉时效，正义才会不缺席。 “一 案十年仍喊冤，终将疑案到淳安。吏员有妇偶过此，何日谋杀何地奸。”这一首小诗，说的是明朝嘉靖年间，淳安知县海瑞智断冤案的故事。有个吏员潘天琪外出公干，投宿徐继的妹夫戴五孙家。正值徐继来向妹夫讨还其借的三两银，二人说僵动手打起来，徐继用石头将妹夫打死，沉入江底，反说自己妹妹与潘天琪通奸，合谋害死妹夫。桐卢、建德、道安三县令会审，一致通过徐氏凌迟处死，潘天琪斩首。后来，徐氏一再喊冤，海瑞从诸多卷宗与案情判断中，发现了贪官与奸人勾结，逼潘招供的事实，解了二人的十年冤屈，亦查处了背后的官员腐败问题。这种不畏繁难、虽久必究的精神，在今天的政法工作中必须要充分体现。 民事诉讼时效：《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刑事诉讼时效：刑事犯罪诉讼时效并不像民事诉讼时间固定的，刑事犯罪的诉讼时效可根据人民法院的量刑来决定有效的诉讼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7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经过下列期限的将不会被在追诉。1. 犯罪嫌疑人处触犯的刑罚最高的量刑不满5年的有期徒刑，那么受害者有5年的诉讼时效来起诉犯罪嫌疑人。2. 犯罪嫌疑人所触犯的刑罚量刑最高刑罚为5年以上10年以下的，那么受害者的有效诉讼时间为15年。3. 犯罪嫌疑人所触犯的刑罚最高量刑在10年以上的，那么受害者有效诉讼时间为15年。4. 犯罪嫌疑人所触犯的刑罚是属于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的。那么受害者的有效诉讼时间为20年。如果因为案情重大，或者是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的，可以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并经过核准，仍然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 行政诉讼时效：行政诉讼起诉时效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是六个月；复议后再提起行政诉讼，自收到复议决定书或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仲裁时效：仲裁时效分为普通仲裁时效和特殊仲裁时效。按照法律规定，普通仲裁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但是，从权利被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则不予保护。特殊仲裁时效是指普通仲裁时效以外的特定仲裁时效。例如：合同法第129条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出口合同争议申请仲裁的期限为4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民事申诉时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但是，以下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按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 刑事案件申诉时效：一般是2年。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刑事案件申诉人超过两年提出申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申诉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提出的申诉，应当受理;超过两年提出申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受理：(一)可能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的；(二)原审被告人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未受理的；(三)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行政申诉时效：申诉应当在行政判决、裁定、行政赔偿判决、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三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2年内提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赔偿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在2年内申请再审。 司法公正是离不开民意参与的，司法审判更不能违背人之常情，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长期以来，在一些热点公共案件中，总有某些声音指责“舆论绑架司法”、“民意破坏法治”，甚至个别司法人员表示“不亲自看完案卷，就评论判决的是非对错，就是耍流氓”。 强调审判独立是对的，但试图以“专业的借口”堵上悠悠众口，却是对民意的漠视。任何判决都不应刻意逃避民意的议论，无菌室的司法是无法赢得公信的，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司法应该有一只善听的耳朵，倾听民意，在法律提供的自由斟酌幅度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合理民意应该尊重，公正司法才能真正实现。司法领域的民意，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性这一首要特征。基于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认识，民意对司法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包含着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期望。司法的本质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映的正是民意的目的，因此，从应然状态而言，民意的目的正是司法所追求的结果，二者应该是统一的。 民意的表达是对司法的有力监督，亦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监督是一种约束，它可以制约被监督者滥用权力，保证监督者目的的实现。由于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的本质与民意的目的一致，这使得民意监督司法成为必需。民意也只有对司法进行监督，才知道司法是否实现了其目的。司法过程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通过立法表达的民意能否在司法中得到实现，这是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当司法的各项活动置于民意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公开审判过程，最为详尽地公开裁判理由，最大范围地公布法律文书，使整个司法活动公开化、透明化，司法过程中的不公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司法也必然会朝着体现民意的公平正义道路前行。 民意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要求。因为民意是制定法律的依据，民意是检验正义的标准，民意是权力有效行使的基础和保证。任何忽视、不重视或不尊重民意甚至践踏民意的做法和行为，最终都将会得到民意的冷落，受到民意的谴责，遭到民意的抛弃，失去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就意味着工作的方向是错误的，也意味着行使权力失去了合法性。 近年来，民意与量刑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司法实践的经验表明，民意影响量刑已成为无可回避的事实，特别是在经媒体报道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中，通过社会舆论表现出来的“民情”、“民愤”往往对法官的量刑活动有重要影响，法官的最终判决必须考虑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然而，理论和实务界都有人对参考民意进行量刑的做法提出异议，甚至根本否认民意的存在。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合理的民意应当作为法官进行刑事裁判的酌定量刑情节之一。 司法活动承担着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仅仅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是利民又利党国的。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一些从事司法工作的人，还是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案不立、有法不依。前些年流传民间的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现象至今还存在着。 当前，法律法规规定了诉讼申诉时效，以及有些地方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裁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造成信访局门庭若市，而国家信访局实质上仅是一个中转局，一般是把上访（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一级一级地向下转，最后还是转回当地查处，无形中导致老百姓状告无门，造成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像胡文海、陈水总、杨佳、张扣扣、欧金中等人一样，自行执法，甚至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最高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当前法院院长不是真正由民选、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要直接审判，绝不能犯官僚主义发回当地重审，让当地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判决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审判，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公正审判，严格追责，地方法院的法官就不敢不公正审判，地方法院的法官不敢不公正审判了，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自然就减少了。 清朝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国敌人的入侵，大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的厄运。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要小看两个农民因一块屋地、一头耕牛所打的官司，更不要因为这样的官司很小就认为徇私枉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司法工作人员头顶上的国徽可不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而是提醒我们肩负关系到党国政权存亡之重任的。“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的全面统一领导，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判决要及时督促纠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国家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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