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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重庆工程学院不远的山坡上，坐落着几座典雅的楼房，虽然年代久远，但已被修葺一新。 其中一座小楼，楼边泉水声终日不绝，被唤作听泉楼，名字虽然雅致，但也算平常，不过，楼前一座雕像，却格外引人注意。 若辨的雕像何许人也，方知此楼非比寻常。 此雕像所刻人物，名号林森。 林森何许人也？曾是民国元首，也是当时最没有“存在感”的政府主席。  1943年8月2日，中国共产党于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元首逝世致哀》的文章，其中写道： 这是全国人民最哀痛的事情，是国父逝世以后我国最大的损失。林主席承继国父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12年来，更亲自领导了抗战建国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不仅全国敬仰，友邦也莫不钦佩。 字词之间不乏溢美，他为何能得到中共如此高的赞誉？ 读罢文章，便会有答案。 1868年，即同治七年，林森出生在福建闽侯县的一个小山村里，与台湾仅隔一道海峡。族中少有显贵，普通百姓出身，家境不好不坏，至少，在读书上，林森从未落下过。 1877年，林森正式入学读书，1883年顺利考入台湾中西学堂电科，第二年，则开始进入电信局工作。 读书工作，娶妻生子，林森的青年时代极为寻常。在他结婚两年后，妻子便不幸病故，重情重义的林森一生再无续弦，孑然一生。 1898年，大清帝国摇摇欲坠，林森加入兴中会，积极联络爱国志士，组织学生会，创办报社，追随孙中山积极进行反清抗日活动。 1909年，林森由上海调往江西省九江海关工作，而当时，清朝覆灭大势将定，他在九江举办军事训练班，为武装反清做准备。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吹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声号角。 林森立马响应起义，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革命军势如破竹，九江很快从满清腐朽的统治中解脱出来。 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此后又担任过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林森作为西山会议派领袖之一，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委，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接着又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在即，国民党内部大乱。  1931年，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三派势力却开始了权力斗争，胡汪联合倒蒋，蒋介石无奈之下，以退为进，通电下野。 就在蒋介石下野之时，在陈铭枢的建议下“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这一职位的人选，正是林森。 林森在《就职通电》中曾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 林森深知自己所处位置之尴尬，只好表示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之时，奋力苦撑危局。 但实际上，林森只不过是蒋介石安排的形式上的主席。 当年6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可在年底，就对其中“政府主席”的内容进行了改革，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换言之，国民政府主席这个位置，没有任何实权。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林森坐上这个“虚位“后，就很有一些“无为而治”的色彩。 身在虚位，自然清闲，但林森也能安然处之。 作为国家主席，林森从来不张扬，他更善于韬光养晦、垂拱称尊。他一贯奉行“三不”主义，既不结党营私、不争权夺利、不作威作福。 或许正因为此，林森才可以在当时外敌环伺内部缠斗的政治环境中安然无恙。 他甚至有意无意的主动把自己“架空”，他严格约束自己和手下，如洛阳警备司令陈继承来拜访，林森拒绝接见说:“以后武官直接去见蒋，文官去见汪，不必到我这里来啦。”一个熟人找林森要个职务，林森说:“用人要经过人事部门，不要找我。”  林森当政，实为当时民国政治中的罕有特色，主席做的怡然自得，看起来没做什么事，但名声却出奇的好，不光是老百姓，就连掌握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以及各派系的人物都对他恭敬有加。 或许是林森的性格使然，否则，蒋介石也不大可能将“形式主席“的位置交付给他。 不管怎样，在那个物欲横流的权力场，林森真正做到了与世无争，也正因为此，林森仿佛成为了一个最没有“存在感”的政府主席。 胡适曾评价说，林主席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 当然，此言自然褒义居多。 林森常常轻车简从，除了司机不带一兵一卒。逛街购物打理生活，林主席大都一人包揽。 在日常出行时，他经常随意停下车来，自己一个人走下车与旁边的人闲谈；有时一个人走在街头，与市民聊天，或者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拉话，了解民情民意，那些与他说过话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长须飘飘、说话和蔼的老人家就是当今的国家元首。 曾有人在书中描述过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室林森在街上与市民接触的情景：那时洛阳市上，常见这位老人，长髯飘拂，着黑大氅，不带随从，散步街头，随时和民众接近，询问民间疾苦。  不过，话又说回来，林森虽然是个“形式主席”，为人处事足够低调谦逊，看起来尤为文弱。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林森却能处变不惊，慎谋能断。 1937年1月，林森以主席名义连下赦免令、复权令，10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北平、南京相继成立伪政权，林森发表严正声明，并发布明令通缉汉奸头目。 1938年，激励全国军民抗战必胜，汪精卫叛逃投敌后，林森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身份力主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明令通缉。 尤其是在中国对外问题上，林森更是立场坚定，寸步不让。 1941年12，林森以国家元首名义向德、意、日三国宣战，并于此后致力于废除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1943年1月，在林森的努力下，中美、中英新约签署。 林森虽在“虚位“，却能在临大难时秉持大节，相比历史上那些手握实权却软弱无能的统治者，强多了。 林森在位期间，虽无实权，却始终致力于抗战建国事业，他全力领导抗战，鞠躬尽瘁于中华民族的全面解放事业。 但可惜，林森并未等来解放的春天。  1943年5月12日上午，迁至重庆的林森，准备前往重庆国民政府大楼出席加拿大新任驻华公使欧德伦递交国书的仪式。早餐过后，他换上那件褪色的蓝士林长袍马褂，足蹬布鞋，肩上斜披了一条红色丝质绶带，又佩戴上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坐上罗斯福赠送的别克轿车，从双河桥官邸出发前往市区。 30公里的路程，坐车不过二十来分钟。 但没想到，意外陡然而至，在一个三岔路口，林森的别克车正要转弯，却迎面碰上一辆高速驶来的卡车，司机紧急避让，却撞上了路旁的一棵大树。林森被震离了座位，经过加厚钢板保护的别克车没什么大碍，车子停稳后，林森慢慢回到座位上，还对车前排的司机说没事。 听到林森说没事，司机的心才放了下来。在对车一阵修理后，连忙继续赶路，前往政府大楼。 上午9时45分，林森准时到达国民政府大楼，门外仪仗队早已准备就绪，就在卫兵准备扶林森下车时，却见林森已经动弹不得，头歪靠在一边，说话含糊不清。 中医医院院长闻讯赶来，经过初步诊治，脑溢血。 之后三天，关于林森病况国民政府未作任何报道。 直到5月16日，才在《中央日报》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 林主席自十二日起，政躬违和，经疗治已逐渐恢复健康，惟尚须休养，暂不接见宾客。 以后，几乎每天都由文官处发布林森的病情公告，在《中央日报》上对外公布，包括血压、呼吸、脉搏等。中共中央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以及重庆各刊主要报纸，根据文官处发布的消息，每天也看出了有关林森病况的报道。  林森车祸后，各方对此事都极其关注。各地军政长官、各省参议会、国民党各级党部、各党派、各商会、海外华侨团体，以及民间组织，甚至外国政要，纷纷来电来函慰问林森的病情。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特意委托周恩来前往探望。 但林森的病情一直不太稳定，在回家休养两个月之后，病情突然恶化。在他弥留之际，还特意嘱咐蒋介石等人务必要光复台湾。 1943年8月1日，林森发烧到39度，早上7时许，林森病逝，终年76岁。 1943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以国葬之礼将林森葬于重庆双河街山洞的林园。叶楚伧作墓志铭的铭文，吴敬恒篆额，居正缮写碑文。文曰：……公生平宁静淡泊，勤整廉贞，举措抑扬，不私奸匿，造次颠沛，不离规矩，居常和易，童稚可亲。临大难，持大节，则峥峥岳岳，凛乎如神……林森逝世后，国民党亦称其为“一代完人”“千秋模范”。  林森逝世后，毛主席亲自起草唁电悼念。中共中央在重庆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为林森的逝世专门发表了以《为元首逝世致哀》为题的长篇社论，高度评价林森“领导抗战，功在国家”。 国民政府发布褒崇令曰：林故主席子超先生，以高龄钜德，任职十有二年，恭己临民，睿谟默运，育成民德，邦本用宁。故能临大事，决大疑，处变而不惊，慎谋而能断。洵足光耀史乘，表率群伦。 其中或许有溢美之辞，但在国民党党政军三界，真如林森这般谦逊淡泊、洁身自好，并受到多方尊重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