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设立一个国外人物中转站,确认健康无毒后再进国内

陈中华:设立一个国外人物中转站,确认健康无毒后再进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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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流行以来,自武汉之后,要说哪里的数据最难看,就要数这几天的上海和吉林了。吉林就不说了,就说上海。


  上海曾经一度是国人眼中的抗疫师范生,优秀得不要不要的,好多城市的疫情防控措施都要参考上海的防控措施。什么影响最小化啦,精准防控啦都是。


  然而,这么一个优秀的师范生,这两天突然就不行了,这就好比班上一学生,平时是学霸状态,考试时秒变学渣了,实在是匪夷所思。


  具体数据就不说了,网上现成的,每天都在更新,这里只说几个疑点。


  第一,上海为什么不封城? 第二,无症状感染者为什么那么多?


  对于这两个问题,专家的解释是,上海之所以不封城,因为上海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这个城市还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承载重要功能,甚至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


  这解释真奇怪,很大视野大格局嘛,疫情爆发了,我们第一时间考虑的竟然不是上海人的安全,而是国际影响,你细品,这是什么心态才有的奇怪想法。


  我们只知道,小偷来我家了,我家狗会第一时间扑上去把小偷咬住,才能保障我家里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家狗会想它咬了小偷以后会对邻居和村子有什么影响吗?


  无症状感染者为什么那么多?专家的解释是:


  第一,病毒变异导致传播性变强了,但是致病力在下降,所以轻症、无症这些比例越来越多, 第二,是我们大规模养猫,养猫为保护广大易感人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轻症或者无症状比例在提高。 第三,是感染对象或具体个人的免疫力比较强,尤其是年轻人居多,所以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就比较多。


  先不说对不对,就问这三条理由能说服大家吗?显然不能。


  第一条和第二条明显就矛盾了嘛,既然第一条致病力降低了,那么第二条你养猫就应该能更轻松的预防住才对,怎么还会感染者越来越多。


  再者,到底是人家病毒因为变异本身的致病力降低了?还是你养猫的作用让致病力降低了?


  如果你把人家病毒本身致病力的降低说成是养猫的作用,那岂不是成了不要脸贪天之功了,


  第三,既然病毒致病力已经降低了,然后年轻人免疫力强,然后又养了猫,这么多重因素下来,年轻人不受感染才对,而现在既然大范围的年轻人被感染了,岂不说明养猫养了个寂寞吗?


  既然免疫力强的年轻人都扛不住,那老年人岂不更容易感染了,所以无症状应当首选老年人才对,怎么还轮到年轻人大面积感染了?


  所以你看,处处矛盾,处处都不合理,但是专家解释起来脸不红心不跳,就问你服不服?


  必须要肯定,我们的专家向来就具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及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优秀品质,这一点无人能敌。


  大家回顾下疫情发生的这三年来我们的经历,2020年初,武汉疫情当时那么严峻,比今天凶险万分吧,但我们还是打了个大胜仗,还过了小半年安生日子。


  那时候有养猫吗?有说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养猫身上吗?没有吧。我们就靠隔离加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治疗方案,就轻松搞定那么疯狂的疫情。


  但是到了2021年,自从开始鼓吹养猫了,就一切都变了,我们开始被折腾个没完没了,天天被猫追的满处跑,


  我们全民养猫,养一只不算,三只四只都不行,猫越养越多,老鼠也越来越厉害,然后我们就陷入到了被猫和老鼠合起来狂揍的地步。


  搞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老鼠把我们揍的多,还是猫把我们揍的狠,反正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没见过老鼠啥样,但肯定被猫揍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猫早已不是曾经的猫了,而是变成了老鼠的帮凶,甚至比老鼠更狠毒。不然哪来那么多的无症状感染者。


  对于老鼠,我们本能的就知道驱赶,预防和消灭。但对于萌猫,我们就完全放弃了抵抗,身心一秒就被它俘获,沉迷在撸猫的快乐中不能自拔,就连心智都不及格了。


  从武汉战役胜利之后,我们的重点工作就变成了怎么防止外部输入,但是很遗憾,这个工作,我们做的太失败了。


  我们不是在一个坑里掉了一次二次,而是在一个坑里掉了上百次,武汉之后,哪一次的疫情反复不是从外部输入的?


  既然有输入,那就说明有漏洞,有漏洞,把漏洞补上不就好了,但是很奇怪,这个洞就是补不上,三年了,都补不上。


  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洞面前被老鼠咬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洞还越来越大,老鼠也越来越多,怎么也堵不住,灭不完。你说奇怪不?


  早在武汉战役还没结束的时候,我就建议,在大陆外围专门设立一个外来人员中转站,比如在海南岛或西部无人区,所有外国人物都必须经过这个中转站隔离治疗消毒后,确认健康无毒才能进入国内。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保证内陆的安全。


  但是我们的专家们向来拥有大视野大格局,一直抱着要和世界接轨态度,要向美国看齐的抗疫精神,要大开国门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思想,


  更是冒着宁可全民感染的风险,也要和外国人做生意赔钱的强大气魄,守着四面透风到处都是洞洞的破墙坚持在抗疫一线。


  时至今日,不但没赚到外国人钱,还为了补窟窿堵洞洞,为了养猫猫,还有喝酸汤,我们已经花了无数多的钱了,都快把家里的余粮吃光了。


  洞,洞,堵不住。猫,猫,养不停,酸,酸喝不完。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之前,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开始,我以为是我们的专家太有爱太有责任了,他们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多么伟大啊。


  凭着大数据,精准防控,挨个打电话让我们养猫猫喝酸汤。把人感动的一塌糊涂。


  后来,我一度怀疑它们的智商太感人,怎么连个老鼠洞都堵不住?难道不会算账吗?花十块钱赚人家一块钱,这不迟早要赔死吗?


  而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它们就是那条掏洞洞、养老鼠、放猫猫、熬酸汤的恶狗。


  恶狗掏的最大的洞就在上海那边,不是洞洞堵不住,而是洞洞堵住了,外面的老鼠就进不来了,不是老鼠抓不完,而是老鼠抓完了,就没人买猫了,也更没有人喝酸


  我更知道了,新冠疫情的本来就不是一次全球流行的大瘟疫,而是一次由大魔王发起的专门针对我们的生物战,它是二加一战的上半场。而武汉战役就是这场大战的开始。


  大魔王是一个超主权组织,它凌驾于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之上。从科技金融医疗教育媒体等各方面控制者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


  他的目的就是要奴役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变成他们的奴隶,然后对我们敲骨吸髓喝血割韭菜。以建立它们至高无上的金融帝国。


  而我们的那些网红狗狗叫兽们就是大魔王在我们这里的代理兽,它们是被媒体包装出来的伪君子,它们天使的外表下藏着一幅魔鬼的面孔,而我们都沉迷于它美丽的天使外表而不能自拔。


  对于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大魔王,以及大魔王的代理兽们,我们需要知道,要么把那些神兽们都灭了,要么就是,凡是它们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反着来就对了。


  高贵的人怎么能听一头丑陋的禽兽的使唤呢?


  这几天,代理兽们又在使劲宣传它们从大魔王那里得来的特效药(Paxlovid)。一个把好东西如芯片、光刻机、高端发动机等都对我们禁运的国家,却突然向我们卖特效药,你说,我们该相信吗?


2022年3月9日,辉瑞宣布与中国医药达成合作,中国医药将在协议期内(2022年度)负责辉瑞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即Paxlovid)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商业运营。据经视新闻最新报道,目前辉瑞新冠口服药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即Paxlovid)在浙江投入使用,价格为2300元/盒并纳入医保。此前,2月12日,辉瑞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Paxlovid中国紧急获批。


3月21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到,及时调整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新冠治疗用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新增的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由医疗机构按照企业与有关部门沟通一致的价格采购,医保部门按规定做好支付。


中国明明是世界抗疫最好国,为什么却要去进口世界抗疫最差国美国的什么“特效药”呢?而且还那么贵的药。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经济利益?辉瑞造假有前科。未经实践验证、连青少年安全性还未完成的紧急试用药品,怎么就成了新冠“特效药”?


2022年3月23日,国家卫健委发出紧急通知,称根据辉瑞“特效药”Paxlovid说明书,对第九版诊疗方案做了调整:Paxlovid“适应症为发病5天以内的轻型和普通型且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成人”。把原方案中适用“青少年(12-17 岁,体重≥40kg)”删除了。


原来,被吹嘘为新冠“特效药”的辉瑞Paxlovid,连对青少年使用的安全性测试都还没有做完。2022年3月9日,辉瑞才刚刚宣布启动对Paxlovid 的II/III期临床试验,对140名18岁以下儿童进行试验,评估安全性和有效性。要知道,2021年12月22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根据辉瑞公司自己公布的数据,才刚刚批准了Paxlovid的紧急试用。


虽然美国FDA批准了在12岁以上人群中的紧急试用,但在辉瑞自己的临床试验中,并没有18岁以下的试验参与者。也就是说,所谓辉瑞“特效药”的Paxlovid,不仅没有权威的第三方临床数据,连17岁以下的安全性试验都没有做过。要知道,辉瑞造假是有前科的。


2021年11月2日,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发文称,临床研究公司多名前雇员爆料,辉瑞疫苗在研发过程中存在伪造实验数据、实验人员操作不规范等严重问题。其中一位“吹哨人”在向FD举报后的几小时内,就被解雇。FDA明知存在问题还是批准了辉瑞疫苗。实际上,这只是揭开了西方药物造假的冰山一角。


美国新冠病人已经死了一百多万,如果说美国FDA打破常规,批准Paxlovid的紧急试用,那么还算说得过去;而中国治疗新冠几乎零死亡,从2020年5月17日至今,中国大陆新冠病人只死亡4人。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没有经过验证的辉瑞Paxlovid当成救命稻草,吹嘘为“特效药”,打破常规一路大开绿灯引进国内是什么逻辑?


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一路绿灯引进瑞德西韦的教训还没有被吸取吗?瑞德西韦是本来针对埃博拉研制的失败药物。但是就在它刚刚完成小白鼠试验,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可以治疗新冠的情况下,就被吹嘘成“特效药”,打破常规,特事特办,一路绿灯:2020年1月31日,临床试验方案通过伦理审查。


2020年2月6日,在武汉10家医院启动瑞德西韦针对重症患者的临床试验。可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快速治愈了病人,瑞德西韦找不到足够的小白鼠病人,被迫宣布试验终止。而事后全世界的实践也证明,被吹嘘成“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韦,不但无用还有害。现在这一幕又重演了。辉瑞刚刚被紧急批准、还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新药,再次被鼓吹为“新冠特效药”,打破常规,特事特办,一路绿灯进入中国:


  2021年12月22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紧急批准了Paxlovid;


  2022年2月11日,国家药监局也应急批准;


  2022年3月9日,在大陆的商业协议签订:


  2022年3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把它加入了第九版诊疗方案。


  2022年3月16日深夜,两万盒运抵浦东机场;


  2022年3月18日,两小时完成清关;


  2022年3月20日,到达长春,立即送往抗疫前线。


  2022年3月22日,国家医保局将辉瑞新冠口服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这个未经实践验证的新药,被冠上“特效药”的称号,一个疗程529美元(约3378元人民币)。


  治疗新冠几乎零死亡的中国,向死亡一百万的失败国家进口“新冠特效药”,还有比这更荒唐可笑的事情吗?


  其实谜底很简单。在文章《西方“特效药”畅通无阻,背后强大的利益链》中我们看到:


  在西方医药利益集团打造的医疗体系下,医生几乎成了药品推销商,只能按照药品说明书治病。如果西方医药利益集团不提供“特效药”,西医专家们面对疾病就只能“束手无策”。


  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专家必须跟着吹嘘西药利益集团的所谓“特效药”。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瑞德西韦、现在的辉瑞Paxlovid明明没有经过实践证明的疗效,却都被一路大开绿灯,紧急引进。


  因为他们和西药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益集团通过这套体系绑架了医生,也绑架了病人。


另外现在有人说乙肝不能治愈是有阴谋的,美国葛兰素史克公司对中国国家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单位行贿,让有关部门和医生说服乙肝患者终生必须服用葛兰素史克生产的贺维力(通用名阿德福韦酯)和贺普丁(通用名拉米夫定),每人每月要花费好几百上千元,中国这么多乙肝病人,大家可以想想就知道了,现在对艾滋病也是如此,终生必须服用他们的药,其实艾滋病吃中国的中药就能治愈。北京中科创新国际医院发明的一种能杀灭艾滋病病毒,使抗体转阴,治愈艾滋病的药物[艾滋1号],现已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发明专利。本发明涉及一种能杀灭艾滋病病毒,使抗体转阴,治愈艾滋病的药物[艾滋1号]为纯中药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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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美国证交会称,辉瑞制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向当地官员以及医生和医护人员等国有单位公职人员行贿。最终,辉瑞缴纳了包括罚金在内的6000万美元。


2013年7月11日,公安部的一则通报成为国内外医药界的一枚重磅炸弹:因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GSK中国〕部分高管被依法立案侦查。全球知名药企葛兰素史克中国行贿事件持续发展,警方进一步披露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葛兰素史克中国)部分高管涉嫌经济犯罪案情。包括葛兰素史克中国4名高管在内,超过20名药企和旅行社工作人员被警方立案侦查。


公安部消息称,葛兰素史克中国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向政府部门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行贿。涉案的葛兰素史克中国高管涉嫌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经济犯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则涉嫌行贿并协助上述高管进行职务侵占。


中国警方高层还获悉,截至2013年7月14日,包括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内,至少4家旅行社涉案,一些政府官员和医院亦卷入。


葛兰素史克事件并非外企涉嫌在华行贿孤例,之前包括辉瑞制药、摩根士丹利、IBM、朗讯、沃尔玛、德普、艾利·丹尼森等诸多知名跨国公司都曾在华涉嫌商业贿赂。


葛兰素史克中国是在华规模最大的跨国制药企业之一。葛兰素史克曾在美国、意大利、新西兰等国涉嫌违规行为被处以高额罚款。中国警方仍在进一步侦查案件之中,据介绍此案牵涉利益链巨大。


中国警方通报称,2013年年初在工作中发现部分旅行社经营活动异常。办案民警介绍,上海临江国旅几乎没做过任何旅游业务,但年营业额却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飙升到案发前的数亿元。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部署涉案地的警方开展调查,发现葛兰素史克中国及其关联企业,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


通报称,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公安部指示湖南长沙、上海、河南郑州等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6月27日、7月10日组织开展两次集中抓捕,对葛兰素史克中国部分高管和多家旅行社部分工作人员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长沙警方相关负责人披露,6月14日公安部指令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理该案。6月27日,长沙警方协同沪、豫警方,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对涉案药企和上海临江国旅工作人员实施抓捕。第一批带走14人。


6月28日中午,长沙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长沙警事”发布简短消息,首度披露“葛兰素史克(中国)有关高管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接受长沙市公安机关调查。”彼时相关嫌疑人已被押解回长沙。


2013年7月10日,长沙警方透露专案组第二次赴沪实施抓捕,将葛兰素史克中国和另外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共9人带走。截止到2013年7月11日,公安机关已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相关旅行社涉案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20余名涉案人员中,包括葛兰素史克中国的4大高管,4人在公司内部号称“四驾马车”,分别涉及法务、人事、市场和营销。


他们分别是,41岁的法务部总监,赵虹燕;49岁的副总裁、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45岁的商业发展事务企业运营总经理,黄红;以及50岁的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张国维。


办案民警透露,上述4高管涉嫌通过各种会务收受贿赂、利用旅行社套现。民警称“数额巨大”,不过具体数额仍在侦查和核实之中。


已有警方掌握的证据显示,葛兰素史克中国举办8000万一场的年会,一名高管涉嫌一次从旅行社获取“贿赂”200余万。警方正对旅行社和葛兰素史克中国展开调查,涉及的上游官员和下游医药代表,仍在进一步侦查。


办案民警介绍,涉案高管套取现金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利用旅行社虚增会议规模和虚报会议两种模式。办案民警举例,某个会议,比如原本只组织了30个人,报账时,旅行社按药企的意思,虚增20人,按50个人报账。这些虚增套取的现金,一部分被高管非法侵占,据为己有;一部分留在旅行社账上,成为葛兰素史克用来行贿的“备用金”,用以维护医院领导、医生关系,或者对政府职能部门个别官员行贿,或用于消费、旅游。


行贿链条,上至工商、物价、人社等职能部门,下至中国基层医院、医生。有的卖一批药结算一笔钱,合作医生每人发信用卡,开药后第二天就把回扣打进账。


葛兰素史克中国涉案高管受访时坦陈,包括行贿费用在内的各种运营成本助推了药价虚高,保守估计“运营成本”占到药价成本的20%~30%。“贿赂链与利益链紧密相连,”据中国警方高层披露,警方前期调查曾遭遇很大阻力,行动中多次出现“严重泄密”的情况。“一些利益链上的内部人士通风报信,提前将公安调查的消息,泄露给相关跨国药企。”梁宏(葛兰素史克中国高管)有时会说,下面几个中层要钱去打点政府部门。他打电话,说要去拜访一下专家、官员。公司内部的规定,不允许送礼。让准备现金,规避法律风险。而客户提要求,都会第一时间满足。


中国警方表示,在为期半年的调查中,他们发现了700多名中间人,葛兰素史克公司涉嫌通过这些中间人向医疗部门官员和医生行贿,以要求他们向病人开葛兰素史克生产的药物。该公司还涉嫌“涉税犯罪”。


2014年5月14日,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历经十个多月的侦办,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GSKCI)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等案已侦查终结,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GSKCI在中国销售的药品大多冠以海外原研药名义,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的基础上,设定高额销售成本用于支撑贿赂资金。


以贺普丁为例,2012年,贺普丁真实成本为15.7元,转移定价后到中国GSKCI工厂的口岸价是73元,GSKCI出厂价(不含税)为142元,经物价部门核准的最高零售价为207元。


办案民警披露,葛兰素史克中国涉案高管,常利用决定会务的权力,收取旅行社的“贿赂”。


一名涉案高管介绍,公司每年都有会务预算,分内部会议和外部会议,每年的预算几亿元。一般内部会议,采购部会提供一份会务供应商名单供选择。相关高管有权决定或提供建议。上海临江国旅的负责人,为了获取葛兰素史克的相关业务,承接会议,直接行贿相关高管。


据办案民警称,个别旅行社为了拉拢客户,甚至专门雇佣年轻女性,向特定的高管提供性贿赂,时间长达4年。相关高管则会提前私下告诉旅行社,包括报价、预算等内容会提出建议。“4名高管直接拿贿赂。”办案民警称,4名高管每个人名下都有一家对应的旅行社,因此共涉及4家旅行社。


上海临江国旅承接一部分会议业务,从2009年到2012年,业务往来总额1.19亿元。2010年到2012年,一名高管手下涉及3000万元会务费,涉嫌直接接受“贿赂”200万元左右。这些钱有的以现金直接返给高管,有的则继续留在旅行社账上“备用”。


警方介绍,临江国旅老板的家人不会使用电脑,行贿高管后,会手写下账目,警方查获到手写的行贿账本。此外,旅行社负责人还与高管建立特殊关系,承接重大项目,“单个贿赂,有的高管一笔拿受贿上百万”。


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翁剑雍,也被警方控制。他被称作葛兰素史克中国涉案高管梁宏的“贿赂备用金库”。他讲述了其公司与葛兰素史克中国的合作。


翁剑雍是上海本地人,最早在上海一家主营旅游、会务产品的旅行社工作。2004年,翁进入会务行业。2006年3月,翁剑雍成立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公司雇员近40人。


在上海临江国旅宣传资料中,它是黄浦区旅游局十强旅行社之一,日常主要业务是组织在沪外资企业高端商务人员在中国及世界各地的会议、会务、会展和培训工作。“旅游行业的利润会高一些,有15%,但不稳定,”7月13日,翁剑雍在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介绍,搞会务,利润只有一半,8%左右,但每年客源稳定。


2007年6月,上海临江国旅成为葛兰素史克中国的合作公司。


翁剑雍说,葛兰素史克公司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不符合法规的不让报销。该公司餐费人均标准300元,人均超过500元要特别审核,送礼最多“春花秋月”,即春节送鲜花,中秋送月饼。“送礼、行贿等项目,走财务明账肯定是通不过的,暴露后,还会受到总部和内审部门的处理。”


翁剑雍说,公司高管要用钱,常常会通过旅行社走账,方式则是内部培训会或者半年会这样的会务形式。上海临江国旅最初和葛兰素史克中国疫苗部合作。2009年国庆前后,通过朋友介绍,翁剑雍认识了梁宏,为了维护关系,翁还组织梁及朋友去台湾旅游。


变相受贿旅行费用


翁剑雍回忆,大概在2010年4月,开始与梁宏分管的部门合作。


“2011年开始,梁总开始在经济上提要求。”翁剑雍说,首先梁会直接要现金;其次梁特别喜欢旅游,一部分钱会拿去旅游,“国内国外都有”。


翁剑雍估计,2010年至2012年,与梁宏所在部门3年总的业务总额3000万左右,梁宏从上海临江国旅收了差不多200万元,“100余万的现金,旅游费用合计80万”。


翁剑雍举例,梁宏4人去马尔代夫、澳洲旅游,往返机票乘坐公务舱,入住豪华酒店,4个人的专属团队,总计花费约30万,但梁宏支付的费用,不到10万元。


“上海直飞马尔代夫公务舱一位4万多元,但梁支付每人的旅行费用总计仅1.9万元。超出部分的钱,都在给他的钱里冲抵。这些钱,他本人应该是清楚的。”


与五六家外资药企合作


翁剑雍说,他偶尔还会接到梁宏的电话,说下面的几个中层要钱去打点政府部门。“他给我打电话,说要拜访一下专家、官员,公司内部的规定不允许送礼。打电话给我,让我准备现金,规避法律风险。而客户提要求,我都会第一时间满足”


翁剑雍说,有的时候,结算和预算如果有差距,高管会要求“增加成本”,要求结算额多开一些。“比如,2012年下半年,梁总打电话让我准备25万元,说是要打点几个北京的官员,让我先垫付,下次开会通过虚增弥补。”2012年11月底,他承接梁宏所在部门2个会议,趁机合计虚报10万,虚增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把开会的人数,每次多报20人。因为意识到“这个行业水太深”,曾萌生退出的念头,把公司盘给别人,没想到年中就被警方抓获。“


据翁剑雍讲述,上海临江国旅除了葛兰素史克中国,还与别的五六家外资药企有合作。从2006年到2012年,年业务量从2000万增到2个亿,前后赚了差不多两千万。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9月19日依法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CI)和马克锐等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法院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被告单位GSKCI罚金人民币30亿元;判处被告人马克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驱逐出境;判处被告人张国维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判处被告人梁宏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判处被告人赵虹燕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两年;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被告人黄红有期徒刑二年,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及各被告人均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提出上诉。


2014年6月29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在中国市场行贿案被曝光的导火索居然是一段性爱录像。葛兰素史克公司发言人证实该录像的存在,但拒绝解释该录像如何牵涉到公司的行贿丑闻。


2008年底,曾困扰西门子两年多的贿赂案最终以13亿美元的罚金告终。经查,2003年至2007年期间,西门子医疗集团向5家中国医院行贿,支付了逾千万美元的贿赂款,最终获得了高额医疗设备订单。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包括摩根士丹利、IBM、朗讯、沃尔玛、德普、艾利·丹尼森等诸多知名跨国公司都曾在华涉嫌商业贿赂。


中国的医药,必须摆脱西方的控制,实现独立自主。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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