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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加强党对防疫的领导、对发国难财者要严惩
前年，陕西靖边发生了一起旅客隔离遭酒店乱收费的事件。靖边的一位网友称，自己一家因为从重疫情区返回，被安排在一家指定的酒店进行隔离。期间，自己不能自行订餐，每天都有特定的人员来送饭。现在14天隔离期已经结束，该酒店却要求缴纳6000元，如果不交就不让办理手续走出酒店。 去年，在河北隆尧的核酸检测中，一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在未检测完毕情况下，向当地卫健部门谎报全部阴性，两日后又报告有阳性样本，就让当地防疫造成很大被动；在今年的1月12日，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曾经通报，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张某东，竟敢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实施了引起新型冠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出具假核酸报告。 近日，上海新江内燃机厂公寓负责人，一个叫张喜生的，居然敢侵吞政府防疫保障物资，而且这批物资，还是云南省爱心捐给上海的，这个也敢私吞。还有，安徽合肥的两家医学检验实验室，在核酸检测中，为了多赚钱，超能力承揽检测业务、超时出具检测报告，甚至还出具“假阳性”报告。 另外，上海疫情期间，物资供应、储备、配送等在内的全链条体系受到影响，部分生活物资出现供应不畅、价格上涨等现象。一些不法分子浑水摸鱼，在群众艰难时刻胆敢钻空子、动歪脑筋、赚昧心钱，干起了涉嫌哄抬物价、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等勾当。 在上海，还有人给居民采购问题猪肉欲牟利400万元，有人租用营业执照开食品店哄抬物价牟利150万元，还有骑手配送时坐地起价十几天牟利2万元……对这些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司法机关要依法采取零容忍的“雷霆手段” ，对相关犯罪嫌疑人进行严惩。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三项罪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判决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杀他的时候上海滩是万人空巷，老百姓奔走相告，这个狗东西被处死那是大快人心。 王康年这个黑心大奸商平时就以次充好坑害群众，很多人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后来发展到销售假药坑害志愿军大发国难财，以至于众多将士没死于美军的炮火，却死在了奸商手下。 一个奸商资本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他是如何拿到订单、又是如何蒙混过关长期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谋取暴利而不受处理呢？答案是官商勾结、拉拢官员下水充当保护伞。这样的关系，必然在平时都已经打点好了。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只是为他们强取豪夺创造了机会。 据揭发，王康年接待客户时，惯常使用请吃喝看戏，送手表、钢笔等礼物手段，而对个别有权的人员，王更竭尽收买。如苏北卫生局长刘某，王康年请吃饭送礼支出达265万元，另还送了一部机器脚踏车。该局买的显微镜16架，每架比市价就贵了300万元。 所以上海人民法庭的判决书，在认定他的三项罪行中，第一项罪行即为行贿罪，称他：“以贿赂手段……曾向分属37个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85人行贿，其行贿款额达到人民币2亿余元之巨。” 可以说，每一个奸商背后，都有一批参与利益分配的贪官污吏。资本家能长成危害如此巨大的毒草，和其脚下官僚贪污腐败的土壤密不可分。处理一个王康年，不深挖产生奸商资本家的根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还会出现李康年、张康年。 那年代当奸商的风险太大了，因为干坏事真会搞脑袋，相比之下，现在的奸商就幸运得多，虽然说抗击新冠疫情已经两年多，抗疫有如打仗，但我还没听说哪个在疫情期间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丢命的。 中华民族是有同舟共济精神的民族，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历来为人不齿，对别人慷慨捐赠而来的物资下黑手更是无耻之尤。发“国难财”者，不会有好下场。在严重疫情下的城市，生活物资供应关乎千家万户，是左右疫情防控效果的关键所在。 不管不顾地发“疫情财”，不仅侵害群众切身利益，也严重干扰防疫大局、影响抗疫士气。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单位，都要一查到底，严肃追责，让他们“连本带息”付出代价。 防范不法者“借疫生财”，制度一定要成为约束器和防火墙。如何发挥好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如何确保物资供应链安全畅通、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如何实现高效敏锐的监管……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和市场主体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乱世须用重典，大病须下猛药，中国这些老话是很有道理的，国家如果想一直在全世界越来越复杂的疫情大流行中保持住动态清零的大目标，想保持住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我看接下来不对张喜生、张某东等发国难财的人进行严惩，恐怕是不行的，现实过不去，历史也过不去。 党要加强对防疫的全面统一领导，对不作为、乱作为、哄抬价格、发国难财者要依照党纪国法严惩，绝不能以罚代刑以纪代法。也希望各级政法机关要集思广益，发现什么问题就去解决什么问題，而不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样会导致问题更大。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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