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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风闻奏事，利大于弊
“风闻奏事”这个典故，说的是在我国古代，有这样一项监察制度，即言官们向皇帝奏报贪赃枉法的官员，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不必拿出真凭实据，也不署名。据《文献通考》记载，此项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的不少朝代亦有沿用。到了明代，更是把该制度作为整饬吏治、巩固朝政的重要手段。
明代开国之初，明太祖洪武皇帝治吏极严。他平生最厌恶的，莫过于官员营私贪墨。他每每嘱咐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等诸路言官，对于居官婪取之人，必须及时揭发，不管证据确凿还是道听途说，都可上奏，即使是上奏错了，也不追究奏报者的责任。这就是史上有名备受推崇的风闻奏事制度。此项制度一经推开，洪武朝政局立刻发生了御史言官敢于弹纠不法、部院大臣廉洁自省、百官小吏为之震恐的深刻变化。
在如此强劲的治贪势头下，仍有贪利官员铤而走险。有一个县官贪墨了十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皇帝勃然大怒，下令将那个县官处死，剥其皮制成革，内中塞满稻草做成“贪官标本”，挂在该县衙大堂以警示后来为官之人：胆敢效尤者，杀无赦！惩罚如此酷烈，洪武皇帝仍不放心。洪武十五年，也就是杀了那个县令不久，他听从臣下的建议，拟定了一篇《戒石铭》颁发全国，用统一规格与书式勒石作碑，竖立在全国每一座县州府衙门中。铭文告诫官员，为官要旰食宵衣、勤于政事，不得贪赃枉法、谋取私利。并谕旨每一位新上任者，到任之日，必须首先熟记会背这篇《戒石铭》，始终牢记“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铁规戒律。
由“风闻奏事”这个典故，我想起了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引用的一句话：“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句话，是对成语“矫枉过正”的最好的解释。矫枉过正的本意，是说在纠正一个错误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而导致偏离方向。毛主席借用这句话，旨在说明社会剧烈变革中出现矫枉过正现象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矫枉之后，再把过正的纠正过来，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实，矫枉的过程，也是纠偏的过程。风闻奏事的做法，与矫枉过正有异曲同工之妙。风闻奏事制度执行过程中，所奏之事可能不客观不准确，也难免产生冤案。但它对于那些贪官，无疑会产生震慑作用，也必然促使清廉自守朝政新风的养成。总体来说，利大于弊。
大家知道，对贪腐这样的社会顽疾，历朝历代都采取高压政策严惩不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零容忍”。即便如此，贪腐行为还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这一方面是因为贪腐的诱惑力太大，那些意志薄弱者很难顶得住。另一方面，贪腐者也在不断变换手法，贪墨行为会变得越来越隐秘，让人很难发现。鉴于此，给举报者以包容的态度和宽松的环境，就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策略手段。他们向御史言官们授权：只要听到一些官员的贪腐传闻，或看到一些可疑现象，不必核实即可奏报。即便奏报有误，也不予追究。如此宽松的激励政策，给举报者壮了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吸引了更多知情者参与其中，不但畅开了言路，而且在朝廷上下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群体性监督举报网络，使贪腐者无处遁身。这样一来，皇帝虽身居深宫高位，却耳聪目明，对下面的情况了如指掌。一旦核实有人以身试法，皇帝便会采取断然措施。同时，此举也为皇帝识别官员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皇帝每天通过源源不断的奏折密报，了解官员的政绩表现，为其知人善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从古到今，人们赞赏风闻奏事这个制度，并不意味着此项制度完美无缺。风闻奏事在推行的初期，可以不加甄别，什么都可以上奏，但长此以往，难免出错。风闻奏事的要害在“风闻”二字，这就给那些不怀好意的小人提供了可趁之机。这些人可以冠冕堂皇地打着上折奏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诬陷忠良、伤天害理的勾当，如同鲁迅先生在《孔乙己》中所说的“凭空污人清白”。历史上这样的冤案太多了，多少为保江山社稷做出巨大贡献的忠臣良将，惨遭奸佞之徒的诬陷而终成冤魂。这些小人，一般隐藏在皇帝身边并深得皇帝宠信。对这样的奸臣，必须从制度设计上加以防范，并像惩治贪官一样对他们进行更加严厉的惩处。另外，举报者也应当出于公心，据实奏报，以免误判，伤及无辜。当然，后边这些话，只是后世人的一种良好愿望，因为历史不能假设，更不可能重来。
但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风闻奏事是伴随着惩治贪墨出现的，而反腐，同样是我们今天社会生活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那些腐败分子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侵吞国有资产、收受贿赂，其腐败程度与历史上的贪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触目惊心。我觉得，风闻奏事这个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来说，依然用得上。借鉴风闻奏事的基本精神，实行广泛的群众监督，那么，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理想格局，也是完全可能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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