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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新冠疫情搞得百姓苦不堪言，奸臣奸商们却赚得盆满钵满
2022年5月27日，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杨大庆、医政科科长晋长皓、医政科三级主任科员邢曼，因在对北京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监督管理过程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房山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近日，重庆和云南的部分区域最近宣布，要对被集中隔离的民众收费。当地政府还强硬指出：拒不支付的将追究法律责任。据云南镇雄县官方微信账号“镇雄县”发布的消息，对所有新入住的隔离人员实行收费。根据不同地点，费用在100元至150元不等。拒不支付费用的隔离民众，将交由公安追究法律责任。 同样采取隔离收费措施的重庆长寿区，允许当地居民申请费用减免，但规定的隔离费用却很高。据长寿区在“长寿发布”微信公众号上发出的消息，在晏家二期公租房隔离点隔离的人员，每人每天得交300元，其中包含60元餐费。在酒店隔离的人员，房费按酒店的客房价格收取，餐费另按每人每天60元收取。 不过，重庆长寿区明确，有长寿区户籍的、在长寿区实际工作并缴纳社保的、在长寿区购房的等六类人员，可申请减免隔离期间食宿费用。但也就是说，在长寿区的外地人，是无法豁免隔离费用的。在追责方面，长寿区的措辞和镇雄县的一致：拒不支付或以虚假资料骗取减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中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修正）》。该法案第四章疫情防控中的第四十一条规定：“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抗疫至今，隔离需要自费的主要有三种情况：入境人员；个人不遵守防疫规定导致被强制隔离的人员；中高风险区返乡集中隔离的人员。 非上述三种情况的也有隔离收费的先例。湖南省龙山县从2022年5月18日开始执行的收费标准就规定，未出县被确定为密接、次密接及其他原因被隔离的本地人员按每人每天60元标准收取伙食费。而返县人员（含密接、次密接）到宾馆隔离的，按每人每天160元收取食宿费，到县委党校隔离的按每人每天100元收取食宿费。 这一回，重庆长寿区和云南镇雄县宣布对隔离人员收费，还信誓旦旦要追责，我强烈反对。辛苦配合抗疫三年，钱越来越难挣；政府财政吃紧，民众也吃紧，政府可以伸手要钱，百姓去哪里挣钱？以重庆长寿区的收费标准来算，在公租房隔离每人每天得支付300元，隔离10天就是3000元。普通民众一旦被隔离，大部分月收入甚至所有月收入都得用来交隔离费，更何况，公租房的房租每天300元，简直是“漫天要价、吃相难看”。 地方财政吃紧，地方政府是否在通过集中隔离的方式创收。如果隔离收费的做法不加节制，或者在全中国推行，很可能被滥用；地方政府缺钱就隔离民众来创收，到时候形势会比疫情更加可怕。收费绝非小事，直接关系个体权利，还可能影响防疫大局，于法于理必须要站得住脚，不能只靠一地一纸文件。怎么收费，怎么使用，更不能是一笔糊涂账。 强制集中隔离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从隔离人员的划定再到隔离收费的标准制定、实施以及费用的使用等，皆由地方政府主导，如果缺乏明晰的规则，超出法律的约束，很容易产生一系列治理风险。如果强制隔离收费是以盈利为目的，不仅违背了防疫的基本原则，还可能给一些地方政府以更大的动力去强制隔离更多的人。 2022年8月18日，云南昆明。居住在五华区的杨某珍(女，46岁，核酸检测为阳性，已对外公布)、周某文(男，47岁)夫妇二人，在接受疫情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刻意隐瞒不报行程轨迹、接触人员等旅居史、接触史信息。导致相关人员、场所未被及时纳入管控，造成疫情传播风险。机关对杨、周夫妻二人受案调查，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9月20日，浙江义乌。为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严控疫情传播，现就核酸阳性感染者接触人员主动报告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主动报告密接信息，经确认属实且当事人被判定为密接的，给予5000元人民币奖励。其他人员举报供上述密接人员信息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同样给予5000元人民币奖励。 核酸阳性，隐瞒行程，轻则治安管理处罚法，重则直接刑拘。密接阳性人员，故意隐瞒不报、迟报的，违规犯法，主动揭露举报的，现金奖励5000元。都是为了防疫大局。以上的奖惩措施，都是执着于“核酸阳性”事件中，“人”的问题。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假如“人”没有问题，没有隐瞒行程，没有知情不报，而是“核酸”出了问题呢？
2022年1月12日，河南许昌市。经公安机关调查，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张某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疫情传播的严重危险行为。对张某东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2022年4月22日，安徽合肥市。合肥两家医学检验实验室在蜀山区区域核酸检测中，超能力承揽检测业务、严重超过承诺时间出具检测报告，影响合肥市对疫情形势及时研判，更为严重的是，此前已多次发生类似情况，有的还几次出具“假阳性”报告，严重干扰了合肥疫情防控大局。经研究，决定对上述两家实验室给予警告，立即暂停两家实验室在合肥市范围内的合作业务。 2022年5月12日，上海。某小区一天检测出13个“阳性”案例，但转移到方舱后13例阳性病例的检测结果竟全为“阴性”。与此同时，该事件中出具“假阳性”的中科润达检测实验室，被曝曾靠第三方检测业务狂揽3.5亿。此为，上海中科润达“假阳性”事件。2022年5月21日，北京同样出现“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问题。根据相关消息，该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原始数据明显少于样本检测数量。目前，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对实验室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等6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核酸检测的背后，更是某些人眼里的“大生意”。
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成立于2020年11月，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检测样本数据减少，这属于“偷工减料”，也就是说，你送去了了1万个样本，他可能只检测了5000个。剩下的那5000个，没有真的检测，也就有“阳性”风险没有被排查。直到造假到了北京，才真正地迎来了痛击：对6名实际控制人和法人，刑事拘留立案侦查。 而多次延迟报告、甚至出现“假阳性”核酸报告，严重影响合肥防疫大局的两家实验室，其中有一家，名字叫和合医学检验实验室。记住这个名字，圈起来，后面要重点考。超能力承揽检测业务、严重超过承诺时间出具检测报告、出具“假阳性”报告，并且多次发生此类情况。这样的“和合医学检验实验室”，在合肥，得到的惩罚，是“给予警告、暂停业务”。在合肥暂停业务3个月后。2022年7月，辽宁沈阳。辽宁卫健委针对此前开展的410家核酸检测机构的专项排查整顿情况，做出通报：23家机构责令整改，17家机构暂停服务。而在这责令整改的23家机构里，就有“沈阳和合医学检验实验室”。
警告、暂停业务、责令整改。有何用！！！和合医学，持续在疯狂检测捞金的路上，一路狂奔。2022年9月24日，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鉴于裕华区近期连续发生疫情且源头不明，石家庄市卫健委、市公安局等部门抽调相关专业专家对全市核酸检测机构进行督查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石家庄和合医学检验实验室”2022年9月14日对裕华区阳光361小区核酸检测出的一管20:1混管阳性样本未上报，导致相关人员未得到及时管控，造成9月21日出现社区传播。该实验室涉嫌违法犯罪，石家庄警方已对其立案侦查。 从合肥到沈阳，一直作妖蹦跶到了河北石家庄，和合医学实验室，才终于栽了跟头被查了。和合医学在石家庄，是怎么栽的？是因为石家庄连续疫情且源头不明，卫健委和公安局觉得“不对劲”，然后对全市核酸检测机构进行检查。这才发现了和合医学实验室，“检测出阳性不上报”。大疫三年，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奸臣走狗们却赚得盆满钵满。且，为了赚更多的钱，它们已经疯狂了！
个人拒绝做核酸、隐瞒行程，罚款拘留，甚至有地方“扬言”影响三代人...这是为了抗疫，为了大家都能遵守防疫规定。然后呢？核酸检测公司为了搞钱，超额揽业务、超时推送检测报告、造假数据，甚至于到了今天的河北石家庄，检测出来阳性，它们都敢隐瞒不报了。然后等着这个阳性，去“人传人”，去造成更多的“阳性”，最后，他们就能承接更多的检测业务。 我倒是想问一句，是一个拒绝做核酸的人“危害”大，还是一家“阴阳”假报告隐瞒事实的检测机构“危害”更大？罚款、拘留、纳入征信体系、影响三代，“严苛惩处”。给予警告、暂停合作业务、责令整改，这是“宽大处理”？我支持全民抗疫，也接受5-7天或是2-3天的核酸常态化，我反感的、不信任的，是它们那一副，只剩下捞钱的嘴脸！我们做了核酸，数据有没有被拿去检测；检测的数据是不是真实可靠的；会不会有阳性被隐瞒了。这些，都是民众对于“核酸检测”的担忧。而实际上，这些担忧不是“造谣信谣传谣”，而是它们真的就这么干了！
说实话，哪怕今天是彻底干死了“和合医学”，我一样会怀疑，还有下一个“和合医学”出现，甚至于是换个马甲，这群“法人、实际控制人”，照样可以卷土重来。和合医学在合肥出事以后，新华社下场点评：编造“假阳性”暴露医检外包监管短板。一句话，简明扼要地说出了当下社会里，两个致命顽疾：外包、监管。正是因为有外包，所以才会“奸商贪官”沆瀣一气。正是因为公平正义寄希望于监管，所以才会失去更多的有效监督保障。监管有短板、监管有缺位、监管有“监守自盗”。 与其拿5000元去奖励举报密接人员，倒不如拿5万块，去发动“朝阳群众”，监督核酸检测机构。大疫三年，谁在水深火热之中，谁在逍遥法外，谁在紧衣缩食，谁在纸醉金迷。只要不是瞎子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怕就怕，有人故意装瞎装傻。必须通过严苛的法律惩罚犯罪，才能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 前年，陕西靖边发生了一起旅客隔离遭酒店乱收费的事件。靖边的一位网友称，自己一家因为从重疫情区返回，被安排在一家指定的酒店进行隔离。期间，自己不能自行订餐，每天都有特定的人员来送饭。现在14天隔离期已经结束，该酒店却要求缴纳6000元，如果不交就不让办理手续走出酒店。 另外，上海疫情期间，物资供应、储备、配送等在内的全链条体系受到影响，部分生活物资出现供应不畅、价格上涨等现象。一些不法分子浑水摸鱼，在群众艰难时刻胆敢钻空子、动歪脑筋、赚昧心钱，干起了涉嫌哄抬物价、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等勾当。 在上海，还有人给居民采购问题猪肉欲牟利400万元，有人租用营业执照开食品店哄抬物价牟利150万元，还有骑手配送时坐地起价十几天牟利2万元……对这些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司法机关要依法采取零容忍的“雷霆手段” ，对相关犯罪嫌疑人进行严惩。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三项罪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判决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杀他的时候上海滩是万人空巷，老百姓奔走相告，这个狗东西被处死那是大快人心。 王康年这个黑心大奸商平时就以次充好坑害群众，很多人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后来发展到销售假药坑害志愿军大发国难财，以至于众多将士没死于美军的炮火，却死在了奸商手下。 一个奸商资本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他是如何拿到订单、又是如何蒙混过关长期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谋取暴利而不受处理呢？答案是官商勾结、拉拢官员下水充当保护伞。这样的关系，必然在平时都已经打点好了。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只是为他们强取豪夺创造了机会。 据揭发，王康年接待客户时，惯常使用请吃喝看戏，送手表、钢笔等礼物手段，而对个别有权的人员，王更竭尽收买。如苏北卫生局长刘某，王康年请吃饭送礼支出达265万元，另还送了一部机器脚踏车。该局买的显微镜16架，每架比市价就贵了300万元。 所以上海人民法庭的判决书，在认定他的三项罪行中，第一项罪行即为行贿罪，称他：“以贿赂手段……曾向分属37个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85人行贿，其行贿款额达到人民币2亿余元之巨。” 可以说，每一个奸商背后，都有一批参与利益分配的贪官污吏。资本家能长成危害如此巨大的毒草，和其脚下官僚贪污腐败的土壤密不可分。处理一个王康年，不深挖产生奸商资本家的根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还会出现李康年、张康年。 那年代当奸商的风险太大了，因为干坏事真会搞脑袋，相比之下，现在的奸商就幸运得多，虽然说抗击新冠疫情已经两年多，抗疫有如打仗，但我还没听说哪个在疫情期间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丢命的。 中华民族是有同舟共济精神的民族，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历来为人不齿，对别人慷慨捐赠而来的物资下黑手更是无耻之尤。发“国难财”者，不会有好下场。在严重疫情下的城市，生活物资供应关乎千家万户，是左右疫情防控效果的关键所在。 不管不顾地发“疫情财”，不仅侵害群众切身利益，也严重干扰防疫大局、影响抗疫士气。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单位，都要一查到底，严肃追责，让他们“连本带息”付出代价。 防范不法者“借疫生财”，制度一定要成为约束器和防火墙。如何发挥好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如何确保物资供应链安全畅通、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如何实现高效敏锐的监管……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和市场主体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乱世须用重典，大病须下猛药，中国这些老话是很有道理的，国家如果想一直在全世界越来越复杂的疫情大流行中保持住动态清零的大目标，想保持住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我看接下来不对张喜生、张某东等发国难财的人进行严惩，恐怕是不行的，现实过不去，历史也过不去。 党要加强对防疫的全面统一领导，对不作为、乱作为、哄抬价格、发国难财者要依照党纪国法严惩，绝不能以罚代刑以纪代法。也希望各级政法机关要集思广益，发现什么问题就去解决什么问題，而不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样会导致问题更大。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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