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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向毛泽东主席学习
1921年7月23日到8月初，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共产党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和浙江嘉兴南湖上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的13位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共产党党员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
当时因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中共一大纪念馆 当时堪称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有事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出席一大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就是这13人代表了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然而有句话叫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13个人后来的人生履历也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大代表 （一）自动脱党或被开除党籍者：一共有7人，分别是张国焘、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 （二）为党牺牲者，有四人，分别是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 （三）最终走上天安门成为共和国领袖的人，一共2人，毛主席和董必武； # 自动脱党或被开除党籍者 1、张国焘：一大时期的风云人物，后来妄图另立中央的叛逃者 张国焘，早在1920年就加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一大上他被选举为中央三人组成员之一，任组织主任；后来的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回国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被中央分配到鄂豫皖地区工作，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期间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当时大批的优秀共产党人和高级将领被错误的杀害，直接给当时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据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
张国焘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后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长征到达陕北。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后来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一个寒冬之夜，冻死于一家养老院，终年82岁。 2、李达：理论知识颇丰，但政治能力却差强人意 李达，1921年中共一大上当选为宣传主任，同年9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中共二大上，由于张国焘的排挤，李达未能当选中央委员，事后当面质问张国焘也没能得到他的正面回应，此事令李达心灰意冷，渐渐演变成他主动脱党的导火索。 后来国共合作时，李达与陈独秀的主张不合加上张国焘的排挤，于是李达便在1924年9月脱党。之后李达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成为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
李达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重新入党，历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校长以及中国哲学会会长等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1966年，李达在武汉去世，享年76岁。 3、李汉俊：学者型的理论家，特立独行的革命者 李汉俊，早年留学日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 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1922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李汉俊离开中共中央，1925年自动脱党，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虽然脱党但是李汉俊仍然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活跃在当时的舞台上，仍然为革命做贡献。1927年，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李汉俊，后将其杀害，时年37岁。
李汉俊 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4、陈公博：一大上的逃兵，叛国投敌的二号汉奸 1921年， 陈公博个参加了中共一大，当时的地址是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家里，但是后来受到上海法租界巡捕的骚扰，会议不得不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去开，然而陈公博却当了逃兵，溜之大吉，没去参加会议。 之后陈公博公然与中央作对，他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对于党内的质疑他也不予理睬，后来，他竟公然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与中共中央决裂。1923年陈公博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
陈公博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跟随汪精卫在1938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汪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在汪伪政府中是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陈公博逃到日本，后来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引渡回国，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6月3日上午被执行枪决，终年54岁。 5、周佛海：利欲熏心，汪伪政权的三号人物 周佛海，1921年参加一大的唯一一位海外代表，会上被选为副书记，一大开完之后他又返回日本读书，期间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了，渐渐的不再参与党的工作。1924年受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和邹鲁的诱惑，周佛海革命思想动摇，与共产党的理论分歧越来越大，最终于1924年脱党。 脱党后他立即加入了国民党并极力反击共产党，成为蒋介石麾下的一个得力干将，之后他在国民党中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等职。
周佛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佛海投靠汪精卫一起投敌卖国，沦为了汉奸，在汪伪政府中成为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的第三号人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以“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将其判为死刑，后被蒋介石减为无期徒刑。 1948年，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反复无常的罪恶的一生，终年51岁。 6、包惠僧：情绪化的性格，坎坷的一生 包惠僧，1921年受陈独秀的委托与陈公博一起参加了中共一大，后来相继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
包惠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仕途遇挫而变得消沉，之后便脱党。1930年包惠僧发起成立第三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新中国成立后，包惠僧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当年这位情绪化的热血青年被陈潭秋戏称为“暴徒”，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得非常狂热。 7、刘仁静：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却成国民党的御用枪手 刘仁静，参加一大的13位成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当时才19岁，当时在北京的李大钊、邓中夏等人都有事离不开，所以派他来参加一大。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刘仁静 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11月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而向共产党开炮。 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被关押了12年之久，1987年因车祸去世，享年85岁。 # 为党牺牲的革命烈士 8、陈潭秋：持枪杀敌的战场英雄，宁死不屈的革命战士 陈潭秋，1920年秋，与董必武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之后先后在武汉、江西、江苏等地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1933年，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陈潭秋 1935年陈潭秋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回国后到新疆工作，在新疆他与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巧妙灵活的斗争。1942年陈潭秋被捕，狱中他忍受酷刑，革命意志丝毫不动摇，1947年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9、王尽美：最早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1920年，他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究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21年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一大之后，王尽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山东省委书记等职。他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积极组织罢工运动，担任过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
王尽美 终日的奔波，王尽美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但他以带病之身仍然坚持工作，最终于1925年在青岛病逝，时年27岁，成为一大代表中最早离世的一个人。 10、邓恩铭：热血勇士，慷慨就义 1920年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组织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2年作为代表和王尽美一同参加了中共一大。一大后，邓恩铭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山东区委、省委书记等职。1925年他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
邓恩铭 1929年，由于叛徒的出卖，邓恩铭被捕，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和战友们被押到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 11、何叔衡：一大代表最年长者，默默无闻的革命战士 何叔衡，中共一大年龄最大的代表，1902年考中清朝的秀才，1921年与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一起参加了中共一大。一大后，何叔衡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湖南大力发展党员和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何叔衡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叔衡前往上海创办地下印刷厂，坚持秘密斗争。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1931年11月，何叔衡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 1935年，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 最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成为共和国领导人 12、董必武：一生忠诚于党的革命志士 董必武，17岁时曾考中秀才，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学习马列主义。1920年秋，董必武同志与陈潭秋等同志创建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一大后回到湖北开展工人运动，爆发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运动。1928年到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务长、副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为中央苏区的干部教育、纪检监察工作和法制建设付出大量辛劳。
董必武 1934年，董必武随军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1975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13、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缔造者 毛泽东，中共一大时担任书记员，是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在党的早期，毛泽东几经沉浮，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定其领导地位，此后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先后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领导全国人民进入新的建设时期，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他老人家的历史贡献已经不再需要用言语文字表达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当初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恐怕谁都没有想到，当时仅有50余人的一个小党历经百年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党，人数已经超过9000万人，是实实在在的第一大党，而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昂首阔步的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再回世界之巅。 毛泽东（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中国在近代被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甩在了后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抱憾而终。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了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年轻的毛泽东同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同志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追求。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 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 从革命斗争的这种失误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我们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这个伟大历史胜利，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是千千万万革命志士和革命烈士，是亿万中国人民，共同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这一伟大奋斗历程和成果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的”。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气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政失者在草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与使命，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 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合作，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我们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们的先辈们为实现这个梦想付出了巨大努力。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他们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我们已经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我们要继续前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我们要继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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