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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院，绝对不能犯官僚主义
近日，看到红星新闻刊发的一则题为《河南父子反杀夜闯家门者被判死缓 省检未抗诉：他不一定行凶》的文章部分内容，说是河南新乡市封丘县曹岗乡清河集村，因举报村支书贪腐，2009年7月2日晚，村民张好峰家遭到村支书之子许振军带人上门报复;十数天后的7月19日晚，许振军再次闯入张家，双方在院内发生冲突后，许振军被砍中要害死亡。新乡中院、河南高院均认为，张好峰父子故意杀人，不构成正当防卫，最终二人被判处死缓。张好峰父子及其亲属坚称，该行为系正当防卫，并申诉了11年。2019年3月，张好峰妻子常卫云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最高检将该案交由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复查。 2020年11月10日，河南省检出具《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称，案发前17天，许振军纠集他人闯入张家伤人，案发当晚，许振军再次闯入张家，对于引发本案有明显过错，但“仅仅依据许振军上次有明显过错的经历，并不能直接确定其本次一定实施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并无明显不当，决定不提请抗诉”。张好峰妻子说会继续申诉。 《刑法》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是正对不正的合法行为，是刑法提倡和鼓励的，法不得向不法低头是社会正义对正当防卫提出的基本要求。当人们还在讨论“扶与不扶”、“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引起的系列案件时，一方面说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正当防卫的认定过于机械和偏颇，有的法法院一年当中都难以认定一起正当防卫案件，有的部门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各打五十大板，谁吃亏谁有理，谁受伤谁就是被害人的理念深入脊髓，于是便出现上面的不应的争论。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当防卫，或许规定的过原则，但并没有给正当防卫的认定设置过高的门槛，说到底，还是理念及理论滞后在作怪，遇到案件先看主观故意，先看行为人是否有高尚的动机，再确定行为的好坏，颠倒案件的认定顺序，过于注重惩罚人们的思想及想法，处处可见主观主义刑法的影子，既不当地侵犯了人权，也不利于法益保护。 从《刑法》第二十条规定来看，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两种类型正当防卫，一般防卫和特殊防卫。防卫人采取一般防卫时，有限度的要求，因为一般防卫的对象从法益侵犯程度上来说，相对要小，因此，刑法对一般防卫时，设置了限度的要求；而行为采取特殊防卫时，除了应具备一般防卫的要求外，只是对限度条件不作要求，因为，特殊防卫针对的对象对法益的侵犯程度高，如《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不仅针对行凶者可以实施，针对其他违法行为仍可以实施一般防卫，一般防卫也是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所谓防卫准备是指防卫对即使发生的不法侵犯作准备的行为，如准备刀、枪、棍棒等工具。有人认为，都做好准备了，还谈什么正当防卫，那不就是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嘛；也有人认为，准备棍子在门后埋伏，不管死者进来干什么，都可能成立正当防卫；还有人认为，在边境上修建防御工事，如果敌人入侵而将其打死，就是杀人行为?诸观点，都与正当防卫的认识有关。 关于正当防卫的成立理论上分为两个方面：防卫意志和防卫意识。其中对防卫意识的不同回答，决定着防卫准备是否排斥正当防卫的成立。结果无价值论者采防卫意识不要说，认为正当防卫是正对不正的合法行为，对于客观上侵犯法益的行为，完全可以实施正当防卫；行为无价值论者或四要件说采防卫意识必要说，认为正当防卫不仅针对客观法益侵犯行为，还要在高尚的动机支配下的善良想法。 两种不同理论观点导致人们对正当防卫的理解不同，如果采防卫意识不要说，则准备防卫准备，即为实施正当防卫准备工具的行为，不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采防卫意识必要说，由于行为人准备了防卫工具，就不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要么为故意杀人，要么为故意伤害。 刑法的目的就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就是法益侵犯，对于客观上侵犯法益的行为，如精神病人正在杀人、12岁孩子正拿刀砍人，我们不能说精神病人杀人或12岁孩子杀人，虽然具有客观不法性，但因欠缺责任，不是犯罪行为就否定正当防卫，任何人都应当也有理由对其实施正当防卫，甚至采取无过当防卫。因此，防卫准备不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本案中，父子俩准备棍子在门后埋伏的行为为防卫准备，不否定父子俩正当防卫的成立。 正当防卫、防卫行为与防卫过当三者之间有一定联系，正当防卫是合法行为，不存在刑事责任的问题，防卫过当的前提是承认行为人的行为为防卫行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连防卫行为都不算，谈不上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的问题。防卫行为导致严重后果时，就是防卫过当讨论的问题，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中，对于夜间非法侵入住宅者，最少可以实施一般防卫。况且，当时不少居民都看到了，村支书儿子许振军带着五、六个人不停地用手敲打、用脚猛踹张好峰父子家的大门。在许振军在砸门企图闯入的过程中，张好峰的儿子张海宾让妹妹多次报警并躲在房间里面。张海宾和父亲张好峰父子俩站在院子里，每人手拿一根木棍，等警察到来。随后，许振军闯入，两方发生肢体上的冲突，最终导致许振军死亡。这样的情况，无论如何，父子俩的行为可以评价为防卫行为，可惜的是本案连防卫行为都没有被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侵害不当限缩为暴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以实行防卫。 关于正当防卫针对的对象，我国刑法理论主流观点早就有过讨论，并达成一些共识，正当防卫是正对不正的合法行为，法倡导法不得向不法低头，正当防卫不仅要以正对犯罪行为实施，也可以针对一般违法行为，如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般违法行为实施。本案中，张好峰父子俩针对夜间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最少应评价为一般防卫，根据当时的情况，可以采取特殊防卫。即使极端一点，父子俩的行为也是一般防卫行为，应减轻或免除处罚。从法益衡量角度来说，刑法要保护一种合法有序的社会秩序，举报贪污的行为，便值得刑法保护。期待正当防卫制度能越来越合理，以此扶正社会风气。 司法绝不可以背离，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刑事审判要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张好峰父子二人的行为，再怎么说至少不会被判处死缓。可是从新乡中院的畸重判决，到最高检将该案交由河南省检立案复查后的奇葩结论，对于这起似乎有导向性的案例裁判，真是令人费解! 从新闻报道中看，最高人民检察院，官僚主义作风相当严重，这起事因举报者受到暴力报复、具有导向性的案例，怎么能不直接查办，反而交给有明显偏护权贵的当地司法机关查办。在目前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的情况下，人民有冤时，没有上级的直接查办，是根本得不到解决的。 当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裁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造成信访局门庭若市，导致一些状告无门的人，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最高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当前地方法院院长不是真正由民选，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要直接审判，绝不能犯官僚主义发回当地重审，让当地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判决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 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审判，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公正审判，严格追责，地方法院的法官就不敢不公正审判，地方法院的法官不敢不公正审判了，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自然就减少了。 司法活动承担着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公正司法，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的仅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 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的全面统一领导，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判决要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暴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 另外，维稳要先维权，维权才能维稳，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就是维权，单纯维稳，不解决具体的利益问题，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久而久之还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人民到中央上访，主要原因是因为老百姓不相信地方政府，其实质也是人民对中央信任的一种体现。中央应该直接查处，国家信访局绝不能当中转局，人手不够可以招聘，起初工作量是会大些，但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中央直接查处，各地就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各地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就不会产生访民。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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