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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警察乱作为、检察不作为
澎湃新闻：近日，一段由原武汉远成集团法定代表人叶思提供的“时任慈利县鲤鱼桥派出所所长刘某”录音成为网络热点。按照叶思的说法，2019年7月，慈利县派出所民警以配合调查为名，将包括她在内的公司两任法定代表人“跨省”抓走，随后一再强调要钱。刘某则回复称，录音里面的“搞钱”指的是上缴违法所得的“罚金”，“我现在已经被免职了，但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录音里面说：“开始我的初衷是搞个千把万两千万就行了”，“实际上我办这个案子的初衷就是想搞点钱的”，“所以谈钱是最好摆平的，当然我的胃口也不大，是吧？”…… 武汉远成的注册地为湖北武汉，五位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都不在慈利县境内，被指控“非法经营”的行为地、结果地均与湖南省慈利县无任何关联，慈利县公安局也未获指定管辖，依据法律规定，慈利县公安对于该案根本是无权管辖，更为蹊跷的是，2019年7月5日，在没有相关合法手续情况下，慈利县公安欲将远成公司的员工跨省带走，遭到武汉当地的公安机关明确拒绝，慈利公安竟当场上网，将公司的相关人员列为网上追逃对象，强行将公司人员带回慈利进行羁押，直到将近一个月后，即2019年8月3日，才正式对武汉远成以“非法经营罪”立案，也就是说，慈利县公安是先抓人，后立案。 检察院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能，自从被立案调查开始，远成公司将纠正的希望寄托于慈利县检察院，为此，远成公司多次向慈利县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检察院领导，反映案件存在的诸多违法问题，但并没有人理睬和重视，在案件到了慈利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远成公司法律顾问及前期辩护律师也先后向检察院陈情，就公安机关明显无权管辖、所指控事实和证据存在重大问题，以及公司是合法经营、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等，和检察院进行了十几次沟通，可检察院对于公安的“抢钱”似乎已心知肚明，因为与武汉远成类似的企业，正是交了钱之后，从同一个承办检察官代娇娇手中获得不起诉的，显然，法律监督并没有让碾压武汉远成公司的巨轮停下，反而将权力变成为巨轮的加速器。 如今，既然刘某本人并不否认录音的真实性，那么叶思提供的这段录音就很有“杀伤力”。不是说，办案人员不能讯问犯罪嫌疑人，也不能同被调查对象谈话，但两者的“交涉”，本来有章可循，不能变成私相授受，弄得“瓜田李下”。在这段录音中，很明显主语都是“我”，而不是办案机关，这种偏重“个性化”的表述，句句都不离“钱”，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谈话人或许在借办案之机行个人敲诈之实。 而“搞点钱”“摆平”“胃口”等粗鄙用语，也散发出一股子“勒索横行”的味道，与《人民警察法》的文明执法规定，还有公安部三令五申要求的“法言法语”格格不入。老实说，刘某作出的回复并不是那么能立得住脚。追缴违法所得确实是办案机关的法定职权，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讨价还价”“摆平”的可能。在《刑法》、《刑诉法》中，包括有关部门出台的《关于没收和处理违法所得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中都规定得很清楚，只要是违法所得，就必须上缴国库。 在这起案件中，刘某想“搞的钱”，就算是正常的追缴违法所得，从5000万谈到了800万，“自作主张”大打折扣，也明显超出了办案职权。自媒体爆料慈利县鲤鱼桥派出所所长刘鹏接受异性有偿陪侍。这里，还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追缴违法所得并不是刘某所声称的“罚金”。“罚金”是一种附加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 就这起案件来说，虽然有刑事犯罪之嫌，但远还没有到审判一锤定音的时候，作为公安机关也没有定罪量刑的权力。倘若刘某所说的不是“罚金”，而是“罚款”，那就更加不靠谱了，因为从性质上来看，这是一起刑事案件，而不是行政或民事案件。作为专门办案人员，对专有名词都如此“混淆”，更会削弱辩解的力度。“录音门”不能成为罗生门。不妨好好解剖这只“麻雀”，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结果，给法律一个响亮的回答，也给公众一个信服的交代。 平心而论，这段“曝光”的录音不是小事。司法是正义的源泉，如果办案机关都不清白，正义更无法得到保障，其他公众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此案，一个很大的担忧，便是涉事办案机关是否存在违规办案、借机索贿牟利等情况。“录音门”关系如此重大，而根据刘某的表述，免职还不是因为此事，那针对此事，当地有关职能部门有必要介入，对录音事件展开调查，查清这起“录音门”的真相是什么，其中是否存在违规办案等情况，以公正规范的处理还原事实真相，恢复办案机关公信力。 从以上新闻完全可以看出：警察乱作为、检察不作为。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要小看两个农民因一块屋地、一头耕牛所打的官司，更不要因为这样的官司很小就认为徇私枉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法官头顶上的国徽可不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而是提醒我们肩负关系到党国政权存亡重任的。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会不停地制造社会矛盾，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造成有些状告无门的人报复社会滥杀无辜。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甚至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又或者利用自己的某种关系解决纠纷，向“黑社会”求助，这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司法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党要加强对司法的全面领导，重点监督纠正司法不作为乱作为、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完善律师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伤害老百姓的利权就是等于伤害党的政权之逻辑。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决，决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暴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司法机关要有人监督还要有人领导才能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中国的司法决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对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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