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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西方宪政民主法治体系，绝不能应用到我们中国
西方的宪政民主法治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分权制衡体系。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选票说话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完整的法治结构。他在横向上进行分权，叫做三权分立，也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独立，相互牵制。立法者的地位最高，就是国会，他们有制定法律的权利，一切机构一切人都在他的立法下运行。但是它没有行政权，没有司法权，那么，政府、政党在其取得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有行政权，但是没有立法权，没有司法权。司法机构、判案机构有行使法律的权利，但它没有立法权，没有行政权，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权利制约的体系，这是横向制衡。到此还不够。它还需要建立纵向的分权制度，它的官员体系不是由上级委派下级，而是各地方有自己的地方立法机构，由地方选民选出地方行政长官。 地方行政长官仅对自己本地区的人民负责，向地方议会负责，又形成一个低一级的三权分立结构。这是在垂直线上的进一步分权，也就是所谓的联邦制。到此还不算结束，还有一层叫舆论民办。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法律明文规定政府不得开办舆论机构。比如报纸、电台、电视台等等对外宣传机构政府可以办，对内的这个舆论机构政府不得开办，只能民办，形成舆论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监督政府行使权力，所以舆论号称为第4权力机构。到此还不算结束。他再划一条线，叫做天赋人权。在这条线以下，人民的基本权利个人权利，不受任何公权力的侵犯。比如个人肖像权、个人名誉权、婚姻自由权、财产权。任何机构包括政府公权力不得侵害。到此还不算结束，他还有一条叫做违宪审查权。如果出现违反立法机构所立宪法的范围，最高法院有权对总统行为、行政机构的行政措施加以违宪审查。看它是不是符合宪法。这样一个层层的权利制约系统，构成民主宪政法治的复杂体系。 我们要注意的是，西方的这个法律的用词LAW,这个单词同时就是自然科学上所说的规律。什么意思？他认为法律这个东西是一个纯理性的产物，就像你发现自然规律一样。他不是根据某个人的需要，而是根据整个社会的结构，用理性排布的一个规则。这就好比交通法规，红绿灯的设立不为任何人服务。它的设立方式是根据交通流量来进行调整，所有人必须遵守。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非常细腻的理性的结构。康德把这个东西称为纯理性的道德命令。它是指道德和法律都是在这个系统上展开的。这个为当局政治控制服务的中古古代法家理论是全然不同的概念。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西方的民主法治绝不是骤然形成，他是经过2000多年的打磨，适应磨炼才逐步形成的完善体系。要知道古希腊当时的学者比如柏拉图、比如亚里士多德，曾经对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做过专门的分辨性讨论，比如君主制、僭主制、寡头政治、民主政治，他们不断地进行比较，说每一种政治形态，各自具备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知道，在古代希腊雅典实行民主政治。它曾经极其的幼稚甚至是荒谬。为什么西方历史学上不断地探讨波罗本尼撒战争？所谓的波罗本尼撒战争就是古希腊很多的城邦分为两个集团。 一个以雅典民主制为首的集团，一个以波罗本尼撒半岛上斯巴达独裁政权为首的斯巴达阵营，两者发生过两次战争，史称波罗本尼撒战争。这两次战争民主雅典全部战败。为什么？西方学者认为这就是民主制的缺陷。当时，雅典公民对于任何将领，如果他作战能力极强，战功极高，威望极高。在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就用瓦片投票法将这个将军解职并且流放。什么原因？因为害怕他权利太大，声浪太高有一天成为独裁者。结果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城邦不断失败。 可见西方民主法治经历2000多年，从粗糙到精致的雕琢，绝非一日之功。他是一个数千年磨练出来的体系。我们要注意谈法律、谈政治、谈制度，这些东西表面上非常重要，但实际上文化要先于制度。法治是整整一个系统的民族理念构成的。它要有一个系统的社会文化作为铺垫。民国初年军阀时代我们有议会，有政党，还有在野党，可是有何意义？议会可以随意被解散，政党领袖可以被随意刺杀，政党可以被权利所限制。袁世凯最终称帝，蒋介石提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国家走向宪政制度的对立面。他说明了什么？即使你有这个制度建设，你没有这个文化基础，制度也一定会变形，也一定会荒废。 所以，民主制度的建立，绝不是你仅仅建立一个制度框架就能够完成的。也就是为什么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在欧美国家以外，从来得不到例行，至少得不到原样的执行，总是变形病质。日本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昭和年代也要完全回去。天皇从虚君变成实君，军国主义肆意滋生。直到二战以后，由麦克阿瑟按照美国宪法制定了一套和平宪法强加给日本。日本迄今仍然是自民党一党独大，他算是做得比较好的模仿最好的民主制，也尚且不能完全跟西方民主制度对齐。其他所有非欧国家的民主制，基本上都不能进入成熟状态。归根到底一句话，文化先于制度。所以，西方宪政民主法治体系绝不能应用到我们中国。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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