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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中国历史的周期律，王朝灭亡的五部曲
第一步，信仰缺失，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都有着美好的愿景，希望能够造福于民，感知天下，在皇帝和大臣的共同努力下，一般都会迎来一个短暂的盛世，但是谁都没有经历过革命如何淬炼的，太平皇帝上位，造福天下的革命理想也就很快会被束之高阁，开始贪图享乐，三宫六院，佳丽三千，锦衣玉食，醉生梦死，很快，整个王朝奢靡之风开始盛行，没有人再谈理想。 第二步，道德沦丧。一个王朝一旦奢。帝之风盛行，道德就会被抛于脑后，这个时候卖官鬻爵，贪污腐败就会大行其道。皇帝讲排场，官员好面子，富人摆阔起，唯独百姓疾苦无人问津，整个官场都陶醉在太平盛世的梦幻中，他们极力的粉饰太平，掩饰人间疾苦，在他们编织的盛世虚幻中，个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 第三步，破坏法治。开国皇帝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保证王朝的长治。久了，不但要约束寻找百姓，更要约束各级官吏和皇帝本人从。首先破坏这套法律制度的，也就是后来的皇帝和各级的官吏，一旦天下太平，他们认为应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好好享受美好生活了。这时候他们极力的想摆脱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尽管他们生活已经比普通百姓好上千倍万倍，但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比如朱元璋为防止贪腐，制定了一个剥皮宣草的法律条文，他后来名存实亡，朝廷和各级官吏都会明里暗里的修改法律条文，为自己贪腐开绿灯，比如养廉银制度、火候银制度等等，就是合法的贪腐。正可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都是民脂民高啊。 第四步，任人唯亲。春宵苦短日高起充吃皇帝不上朝。纸醉金迷的生活伴随着一定是执政能力的下降，任人唯亲就成了皇帝的最好选降。于是太监和外戚开始粉墨登场，皇帝任人为亲，全国上行下效，最终正义的力量被打压，庙堂之上再也容不下一个正义之臣，海瑞罢官，岳飞被害，袁崇焕沉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庙堂之上，朽木为光，殿壁之间，禽兽石路，狼心狗星之辈，滚滚奔逃浓烟悲，息之徒愤愤秉正。 第五部，狼烟四起。经过前四部霍霍的封建王朝早已外强中干，民不聊生，全国各地揭竿而起，外族磨刀霍霍，趁虚而入。于是，貌似强大的封建王朝在内忧外患声中轰然倒塌。 跳出国家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需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重要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由制度体系保证的、全过程的民主。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过程人民民主极大激发了人民的创造力，我国出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成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保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延安整风时，党中央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发给党员和干部，要大家以李自成为鉴。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提起历史周期率，就要提到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共是否找到了跳出国家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毛泽东自信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笔者认为，毛泽东说的“民主新路”包括“让人民来监督”和“人人起来负责”两个方面，其中的“让人民来监督”，是民主的核心和本质，也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人人起来负责”是说人民要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当家作主。通过这条“民主新路”，就能解决政府懈怠、人亡政息的问题，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 民主是国家制度的核心，然而什么是民主、如何实现民主？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实现形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只要适合自己的国情、能够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得到人民认可的民主就是好用管用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在民主性、程序性、科学性和法治性等方面，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民主化、有序化、公平化和制度化高度契合，其具有的利益表达、纠错机制、广泛参与、凝聚共识、凝心聚力的优势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能够有效保证国家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开始从制度方面思考如何保证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问题，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这样的民主才有效管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迈入正轨，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得到保障，实现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更好地体现了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在发展选举民主的同时，协商民主也呈现出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趋势，国家的大政方针事先都经过充分协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成为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机制保障。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更加深刻、路径更加清晰。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出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持续推进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创新，增强党和国家活力；保证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构建人民群众利益表达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社会各方面能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在发展人民民主的过程中，深化了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 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体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国家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国家公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人民民主深入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实现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符合国情、体现国家性质，有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保障，使其优势能够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于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从而使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迈上新台阶，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社会长期保持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放眼世界，风景这边独好！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发展型民主，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要持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拓展民主政治创新道路和实现方式，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美好向往。 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重要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扩大人民日常政治生活参与，将人民的权利更好地贯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推动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特色、时代特征，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焕发蓬勃生机，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让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有效保证。 另外，不要把批评的人，当作政府的敌人。只有对国家民族满怀深沉挚爱的人，才会批评社会的阴暗面；只有怀揣光明的人，才会去发现和揭露生活中的龌龊；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种责任，一种现代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没有批评的声音，批评是一剂良药，虽然苦口却利于治病，就像没有啄木鸟的森林，树干容易生虫，没有批评的社会也容易生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毛主席提出的，目的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而避免犯错误。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当这样的话从我们的领袖口中说出，再反映于执政作风中去，使人明显感到人民领袖的无穷底气与内心坦荡情怀，当初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政治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大众民主风气，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面貌恍若眼前浮现。时至今日，我们再次想起这句话，除过上述方面，又分明能感觉领袖对人民、对后辈、对继任者具有那样一种警世、告诫的良苦用心。 平心而论，生活在这个世道，我们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还是挣扎着不被改变。不沉默，不合污，不堕落，不作恶是我们的底线。事实上社会的责任是全民的责任，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独自承担，也没有任何人有理由选择沉默，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享其成。因为，当社会灾难到来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实际上，追求言论自由是党的初心与使命，也在党革命胜利中起到很大的作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 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 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伍兰花见毛泽东当面被骂也不生气，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并把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也说了不少。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 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这些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惦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他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当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过去，领导干部为了了解到民间真实情况，常常微服私访，现在有了互联网，民情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多便利呀，可是偏偏有人专听颂歌，不爱听批评，以致见有批评的文章就屏蔽掉，生怕引“火”烧身，或影响被指地方或官员政绩。有人管这叫“抹黑”。须知，纸里包不住火，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互联网时代是捂不住的。 我认为：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是一种品质。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是一种信仰。 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4. 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如果都是这样， 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会成为地狱。 有人说批评之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正是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荒淫无道，他们怕人民议论，就采取了压制社会言论的措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平安无事。实际上这是最愚蠢的作法，它不仅使下情无法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加剧社会矛盾。更可怕的在于虽然民众口上不说，但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只要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大规模的暴乱必然爆发，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正可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但也是爆发起义最多的国家。 借中国历史中周厉王的故事讲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执政大忌，得出结论如：“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当然，这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终归是要被老百姓赶下台的。一些古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常常说出这样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说的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 毛泽东曾经还主张，“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切忌大权独揽，搞一言堂，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更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样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工作、修正错误，才能在工作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然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唯唯诺诺、奉承赞扬的叫好之声，而对那些“当面鼓、对面锣”的意见，要么反感厌烦、置之不理，要么闻之则怒，视言者为“刺头”、“刁民”，更有甚者会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殊不知，有意见不让提，压而不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意见和问题，激化更多的矛盾和情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群众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意见手足无措、置之不理。 工作中，当与群众坦诚相见，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跟大家坦诚沟通，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百姓的评说最重要。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端正姿态，主动深入到实际、扎根到基层，听听百姓怎么说，问问百姓怎么看，不但听认可、听赞扬，更要听意见、听批评；对于群众挑的“刺儿”，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洗耳恭听、深入反思，并跟群众解释清楚，给公众一个明白，还事件一个清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表扬的确会鼓励人，但如果只有表扬，而不指出问题，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我们的文化，特别鼓励表扬，而拒绝批评。即便要批评，也是无关痛痒，明贬实褒。尤其是面对上级，面对领导。比如，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结果呢，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这是天性，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老师对学生，多鼓励优点，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发挥优点——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而且未成年人心智世界观等尚未成熟，自我意识有时候会反省到。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人，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不仅虚伪得恶心，而且会害了这个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成年人，批评会使人进步，表扬会使人落后。 所以，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有偏差”“不正确”，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只要不造谣不诽谤，就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广泛听取、吸纳各种意见。浅而言之，多倾听他人意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体察市场感受，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因为身在其中，囿于视野所及，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不要把批评的人，当作政府的敌人，总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总有一些“扎心”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不是给政府添乱，也不是与官员作对，而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实际上，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刺耳”的话、“扎心”的话，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而不断调焦，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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