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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控告起诉申诉，不应该有期限
现在，当自己的受到损害之后，与对方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的，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提起诉讼是由诉讼时效的规定的，对于超过期限提起诉讼的情形人民法院是可以不受理的，则当事人丧失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控告申诉也是一样的。这就会造成老百姓状告无门，导致一些人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规定诉讼时效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官僚主义作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国家立法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对不是为了人民的现行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 有句法律谚语“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因此法律作出相关时效的规定，其中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也就是说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判支持合法诉讼请求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 目前的诉讼时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拖延履行的债务人，甚至让有些债务人不劳而获，违背公平原则；我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论时间过去多久，都得还，目前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古时就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三年，时间真是太短......，况且大部分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诉讼时效，甚至有的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欺骗控制而超过诉讼时效(特别是行政诉讼)；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取消控告起诉申诉时效，正义才会永远不缺席。 纵观世界各国（地区）对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我国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世界上最短的。诉讼时效期间过短，这种做法对权利人要求过于苛刻，反映了民事立法重事实轻权利的观念，致使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和利益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护，违背了传统民法上诉讼时效制度的基本宗旨，偏离了民法权利本位法的精神。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仅为3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这种规定对权利人来说是明显不公平的，是牺牲权利人的利益而过分偏重对义务人的保护。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就在于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秩序，但是如果较短的时效导致权利人的权利瞬间不受保护而义务人又昧着良心不去履行，权利人很可能会铤而走险采取非法手段，如暴力或者限制义务人人身自由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样一来反而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延长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迫在眉睫。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对党对国对人民危害极大。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说得简单一些，司法关乎人民的财产与生命安全。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正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 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公正关系到我们党的先进性能否保持、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的全面统一领导，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判决要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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