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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不要把曝光批评的人，当作党和政府的敌人
目前，重大网络舆情给地方政法机关带来了巨大压力，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网民的“围攻”、舆论的“拷问”，不少基层干部也因此深陷“舆情劫”。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在舆情苗头刚出现的时候“装聋作哑”，等到事情“闹大”之后又想着“封堵删”，导致舆情失控，产生“引火烧身”的恶果。这反映出一些党员干部面对舆情的“本领恐慌”，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对网络舆情存在认知误区。 误区之一：删帖是化解舆情沸点的“万能神器”。一些地方和单位把舆情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在遇到突发事件以后，第一反应便是想方设法删除负面舆情信息，把删帖当成解决实际问题，这属于典型的“掩耳盗铃”。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舆情处置不等于信息管控，采取简单粗暴的删堵办法容易引爆网络舆论场的“猜疑链”，造成“你越删什么，网民越信什么”，从而引发直指政府相关部门不当作为的二次舆情，留下舆情“病根”。 误区之二：网络舆情是网民的无端“抹黑”、故意“搞事”。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网络舆情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让网民参与公共讨论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网络舆情都是负面的，网民的出发点都是恶意的，实际上很多舆情信息都能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如若一言不合就想办法删帖、屏蔽，导致社情民意通道遭遇“肠梗阻”，问计于民就成了“虚晃一枪”的花招。 误区之三：网络舆情是宣传网信部门的事，与涉事部门无关。有的涉事单位和领导干部在发生舆情时一味寄希望于宣传网信部门，自己则当起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舆情“高烧不退”，负面信息处理不掉，就认为是宣传网信部门工作没做好。而事实证明，很多舆情事件的爆发都是因线下处置不当所致，尤其在一些重大敏感事件中，没有做好具体的事情，就很可能掀起舆情骇浪。 网络舆情为什么不能“一删了之”？这与网络舆情的社会价值、舆情治理逻辑、舆论传播规律等密切相关。从社会价值来看，删得了帖文，删不了网民的愤怒情绪。网络舆情看似偶然，实则是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直观反映。尤其是一些全民关注的焦点、敏感事件，随意删帖只会让负面舆情由星星之火迅速变成燎原之势。 从舆情治理逻辑来看，线下处置有瑕疵，必然产生线上舆情啸聚。网络舆情从来就不是空穴来风。脱离了现实问题，舆情又如何“存活”？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多起舆情危机，许多网络舆情之所以持续发酵甚至酿成公共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线下实际问题久拖未决。这一点，“浙江宣传”曾在《要想处置“舆情”，先要做好“事情”》中作过论述。 从舆论传播规律来看，负面舆情靠“删帖”是删不尽的。在这个“算法+社交”叠加的时代，一张图片、一段视频在短时间内就能形成病毒式传播，再加上传播技术花样翻新、传播手段层出不穷，要想全网“消杀”，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曾有网友发帖反映当地道路质量问题，孰料第二天就遭遇莫名删帖，该网友接连在多个网站发帖质疑删帖行为，引起了众多网友共同声讨，最终删帖人迫于压力向网友道歉。 总而言之，各类社交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发芽，“一删了之”很难实现，舆情处置工作也因此容易陷入“越删传播越快”的“怪圈”。当然，从网络治理的角度看，“删帖”作为一种方法手段本身并无褒贬之分，关键看适用的对象。删帖是很多国家实施网络监管的有效手段，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对于阻断谣言及违法有害信息内容等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19年以来，中央网信办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200多亿条，账号近14亿个。正确地删帖，其实是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有力抓手。 但若将此法当作舆情治理的“灵丹妙药”，对所谓的“负面信息”反应过度，不仅违背舆论传播规律，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化解。所以说，对于那些威胁社会稳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违法违规的信息内容，删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对于那些网民的批评性评论，相关部门和党员干部应该有不删帖的胸怀；对于因为应对失当带来的舆情“飓风”，涉事部门也该有主动担当的勇气和魄力。说到底，不能一概而论删帖是对还是不对。 比如，有解决实际问题的“金刚钻”。“存在决定意识”，问题在先，舆论在后。有了解决实际问题的“金刚钻”，才能干好舆情处突的“瓷器活”。2021年年初，山东烟台连续发生两起金矿安全生产重大事故，当地政府在全力救援的同时，迅速展开事故责任调查，依法依规对40余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有效阻止了网络舆情的进一步“感染”。 比如，拿出“攻心”的应对办法。成功的舆情回应，总是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攻心为上”，直击网民最为关注的问题。网络舆论场既有“鲜花”也有“冰雹”，要想不被“冰雹”砸伤，就要走出“封删堵”的“死胡同”，主动发布的“料”给得越足，负面舆情滋生的空间也就越小。2015年轰动全国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之所以没有引起大面积的负面舆情，及时主动发声的功劳不小。 比如，与舆情“和谐相处”。互联网既是情绪池，也是意见场，有“骂声”乃是人间常态，关键是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应对这些“骂声”，既不能“过敏”，也不能“麻木”。党委、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新期待和新诉求是不断产生和变化的，更何况工作中有时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应该有包容网友批评甚至指责的雅量。既然没有舆情的“理想国”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不妨学着和舆情“和谐相处”，认真倾听网民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发现不足、予以改进。 舆情处置如治水，当“疏”不当“堵”，重在标本兼治。相关部门和党员干部具备与之相适应的舆情素养和应对本领才是网络舆情治理必备的“宝典”。据考证，中国专门报道新闻的媒体——报纸最早出现于唐朝，是官办的报纸，内容主要是皇帝谕旨和起居、宫廷动态、臣僚奏折、官员任免信息等。宋朝时官报由中央政府统一经营，定期向各地传播新闻。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在罢相闲居时从报上了解到他的的老对手保守派司马光出任宰相的消息时曾长叹不已，苏轼听说后开怀畅饮，并作诗记之，估计那时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报纸了。 大约从官报产生的同时，私人小报也逐渐流行起来。古人也有八卦的爱好，而掌握宫廷秘闻、官府内部消息的进奏官吏等官员便成了小报的始作俑者，由他们传播出来的新闻，不管是谣言还是事实，总受到人们的欢迎。小报泛滥，损害了皇帝和官府的权威。 皇帝下令禁止小报，宋朝的吏部尚书周麟之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禁小报》，以使“国体尊而民听一”。有了流量，这些办小报的人自然也能获利，故而即便是文化控制严酷的清朝，有人因为私自传播皇帝的消息被凌迟处死也没有使小报灭绝。 蒋介石大家熟悉一点，对于新闻和出版严加控制，杀人放火收监，无所不用其极。自媒体大V鲁迅虽然也夹起尾巴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换了几十乃至上百的笔名继续以笔战斗，蒋家王朝也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让人民闭嘴的代价。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风趣的话：“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是香是臭，让群众讨论嘛”。如何能听得到真话，是干部转作风、树形象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当下社会大环境下，干部要想真正听到百姓的“真心话”，还需创造一定的条件。 因而，只有创造了讲真话的畅通环境，才可以保证言者敢讲。明主者务闻其过，不务闻其善，意思是说贤明的领导愿意听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不愿意听别人吹捧他、讲他的政绩。领导干部只有敢于听真话、乐于听真话，人们才会真心实意的说真话。 貌言华也，圣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真话往往听起来逆耳难听，为保证敢讲真话的人不受到打击报复，必须要加强舆论监督保障，保护群众的说话权利，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舆论环境，激励更多的“讲真话者”大胆去讲，“开门纳谏”才能取得实效。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划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不但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那么，他成功的奥秘究竟何在？ 以我之见，毛泽东的成功主要在于“总结经验，集思广益”。毛泽东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他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与创造。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一位团员问：“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请告诉我们，以便让我们多少学得一点。”毛泽东回答，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虽然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有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他又说，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 一年之后，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会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接见时，李的秘书程思远作陪。在谈话中，毛泽东主动向程先生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一时茫然。毛缓缓道：“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每个战役后总要总结一次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两次谈话道出了他的成功秘密：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 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实际上，追求言论自由是党的初心与使命，也在党革命胜利中起到很大的作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 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 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伍兰花见毛泽东当面被骂也不生气，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并把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也说了不少。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 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这些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惦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他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当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过去，领导干部为了了解到民间真实情况，常常微服私访，现在有了互联网，民情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多便利呀，可是偏偏有人专听颂歌，不爱听批评，以致见有批评的文章就屏蔽掉，生怕引“火”烧身，或影响被指地方或官员政绩。有人管这叫“抹黑”。须知，纸里包不住火，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互联网时代是捂不住的。 我认为：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是一种品质。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是一种信仰。 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4. 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如果都是这样， 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会成为地狱。 有人说批评之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正是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荒淫无道，他们怕人民议论，就采取了压制社会言论的措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平安无事。实际上这是最愚蠢的作法，它不仅使下情无法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加剧社会矛盾。更可怕的在于虽然民众口上不说，但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只要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大规模的暴乱必然爆发，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正可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但也是爆发起义最多的国家。 借中国历史中周厉王的故事讲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执政大忌，得出结论如：“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当然，这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终归是要被老百姓赶下台的。一些古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常常说出这样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说的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 毛泽东曾经还主张，“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切忌大权独揽，搞一言堂，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更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样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工作、修正错误，才能在工作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然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唯唯诺诺、奉承赞扬的叫好之声，而对那些“当面鼓、对面锣”的意见，要么反感厌烦、置之不理，要么闻之则怒，视言者为“刺头”、“刁民”，更有甚者会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殊不知，有意见不让提，压而不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意见和问题，激化更多的矛盾和情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群众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意见手足无措、置之不理。 工作中，当与群众坦诚相见，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跟大家坦诚沟通，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百姓的评说最重要。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端正姿态，主动深入到实际、扎根到基层，听听百姓怎么说，问问百姓怎么看，不但听认可、听赞扬，更要听意见、听批评；对于群众挑的“刺儿”，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洗耳恭听、深入反思，并跟群众解释清楚，给公众一个明白，还事件一个清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表扬的确会鼓励人，但如果只有表扬，而不指出问题，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我们的文化，特别鼓励表扬，而拒绝批评。即便要批评，也是无关痛痒，明贬实褒。尤其是面对上级，面对领导。比如，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结果呢，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这是天性，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老师对学生，多鼓励优点，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发挥优点——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而且未成年人心智世界观等尚未成熟，自我意识有时候会反省到。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人，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不仅虚伪得恶心，而且会害了这个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成年人，批评会使人进步，表扬会使人落后。 所以，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有偏差”“不正确”，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只要不造谣不诽谤，就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广泛听取、吸纳各种意见。浅而言之，多倾听他人意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体察市场感受，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因为身在其中，囿于视野所及，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不要把曝光批评的人，当作党和政府的敌人，总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总有一些“扎心”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不是给政府添乱，也不是与官员作对，而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实际上，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刺耳”的话、“扎心”的话，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而不断调焦，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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