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取消一切罚款的法规,杜绝一切逐利的执法

陈中华:取消一切罚款的法规,杜绝一切逐利的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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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州日报报道了闽侯法院通报的一起真实案例,陈老伯卖菜一共挣了14块钱,却被罚了10万。这事发生在2019年的911号,福建闽侯的陈老伯出门路过邻居王大姐家的菜地,看到芹菜水量,陈老伯就花122块五买下了70斤芹菜,来到某蔬菜批发商行,以每斤一块九毛五的价格包圆卖给了蔬菜批发商,一共卖了136块五,赚了14块钱。

 

无独有偶,去年8月份也有类似的案例:5斤芹菜罚款6.6万元!一样是芹菜!也不知道这菜上辈子干了什么坏事。据报道,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一家蔬菜粮油店,在某农贸市场从一农户手中购进7斤芹菜,其中2斤被榆阳区市场监管局提取检验,剩余5斤以每斤4元的价格售出,共收入20元。约1个月后,榆阳区市场监管局决定对其处以罚款6.6万元。

 

该不该罚款?该罚多少?不能随心所欲拍脑袋。另外,执法不能只讲力度,市场监管部门在维护好市场秩序的同时,也要为小微主体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显然,小过重罚,罚出的不是法治尊严,而是权力豪横,既无法让被罚者口服心服,也无法赢得公众认同。耐人寻味的是,眼下颇有一些声援榆阳区市场监管局的声音,认为在榆林,毒芹菜很猖狂,言外之意就该重罚;还认为不能拿一个过罚相当让基层执法人员再这样左右为难下去了!这些声音不是毫无道理,但缺乏语境认知,更回避了一些执法部门的乱罚惯性。


上海米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桥分公司因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或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5000元。具体违法事由为,当事人经营项目为“餐饮服务经营者:热食类食品制售”,在未取得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的情况下,于店内加工切配黄瓜丝作为凉皮配菜,在店内及美团外卖平台经营含有配菜黄瓜丝的凉皮。无独有偶,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桌福小吃店、上海哆美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餐饮企业,也因未取得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而销售含有黄瓜丝的凉皮被罚。


近来,发生在交通执法领域的一些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等现象,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前不久,山东一名货车被判定超载,司机投诉无门只得自残,最后被证明所谓的超载并不属实;在河北,因车辆定位系统掉线被扣车罚款,一名货车司机自杀身亡;广东佛山的一处高速岔路口,不合理的标线设置造成数十万起曝光罚款,被戏称为“印钞机路口”。变味走调的交通执法,已成为民生之痛,法治之难。这绝不是依法行事,而是打着法律的旗号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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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执法变味走调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执法为民沦为执法逐利,是交通罚款的动机由原来的“惩戒”变成了“创收”,“罚款经济”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的交通执法理念和导向出了问题,背离了以人为本,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少地方将“电子眼”外包给私营企业,允许其获得罚款分成,导致抓拍设备的滥设滥用,甚至滋生权力寻租;有的地方“以罚代管”,给执法部门下达罚款指标,还有的密集设置各种抓拍设备,本来电子眼装100部就够了,非得装1000部,这些乱象的背后,是没有答好“执法为民”还是“执法为利”这道大考题。


说到底,交通执法的目的不是罚款,而是让群众养成守法自觉,提升全体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柔性执法、合理执法更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而逐利执法、过度执法、粗暴执法只会造成群众的不服与反感。有权勿任性,执法勿沦为执罚,更勿打着法律的旗号胡作非为。基层公务员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可以说其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这种靠罚款来创收的思维必须尽快停止!不得违法实施行政处罚,不得为了处罚而处罚,坚决杜绝逐利执法,严禁下达罚没指标。


话说回来,严禁“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绝不意味着交通执法应当从宽从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来都是法律和社会对执法队伍的要求。在执行法律时打折扣,当然不符合严格执法的要求,反过来说,擅自给法律加码,乃至利用法律谋取私利,同样不符合严格执法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各级有关部门还应准确把握相关精神,在恪守法治原则的大前提下,以恰当的尺度严格执法,如此才对得起自己肩上的责任。


现代交通本质上是规则之治,执法的本意也是捍卫规则。不贪图眼前利益,不让“逐利执法”伤害规则,才能让“电子警察”成为执法力量的有益补充,帮助塑造更有秩序的城市生活共同体。另外,不但要严禁交警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还要严禁法院、城管、工商、税务、卫生、环保等部门的一切执法中以罚代刑、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我建议:取消政法机关执法中的一切罚款,罚违法违规者去做几天环卫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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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9日,网络传闻该环卫工晕倒后倒在雪地后冻僵死去,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显示,老人所在的临沂环卫集团下属银雀山分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他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事发前一天,临沂下了一天的雪,29日凌晨4点左右,环卫工人陆续开始上街清雪,上午8点半,出事老人在扫雪时突然晕倒,随即有人拨打120,老人工作的地方在市区,救护车几分钟内就到了。而据临沂环卫集团的通报,出事老人今年69岁,初步诊断为突发心脏病死亡,具体死因需由法医进行进一步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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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环卫集团工作人员那里我们还了解到,公司里做环卫工的,很多都是50多岁、60多岁,更年轻的话一般会更多选择保安、服务员这类工作。当地环卫工一般是在早上6点开始工作,但落叶较多或清雪除冰的天气和季节里,环卫工人们需要在清晨4点就上班。因此,寒潮来临前,公司一般会提前为一线环卫工人发放棉衣、保温杯等御寒装备。这些环卫工人每个月的工资在1000到2000之间。


纵观近年新闻,不时有“寒冷天气中环卫工人猝死”的悲剧。2018年1月,晚上19点,成都市一名59岁的环卫工倒在花坛边;2019年1月,凌晨5时40分,武汉市一名54岁的环卫工人倒在了马路上。这些事件可谓突发,但绝非偶然。只有注意到上述新闻所折射出的环卫工群体性困境,并实施有效的改善对策,才不会让宝贵的生命白白流逝。


从更本质上讲,“环卫工猝死”也折射出了当今社会老年劳动者的生存现状。导致这一悲剧的,实则是高龄人群较差的身体素质与高强度高消耗工作之间的矛盾。部分老人因生计所迫,在本应颐养天年的年纪,再次投入了体力劳动的大军。那么,是否应该进一步完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并探索针对老龄劳工的帮扶模式,实现“老有所依”?另一方面,环卫等以“苦累脏”闻名的行业也应思考如何改善劳力结构和转型劳动方式。比如,以机械设备辅助劳动,使用街道清扫车、扫雪车等;比如提高薪资待遇,吸引更多年轻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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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老弱病残争环卫”,在中国各地的环卫工队伍里,70岁以上不稀少,50、60岁很常见,40几岁算是年轻人。《一线环卫工人生存状况调查》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省W市一线环卫工人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为主(50岁以上占比74.0%),40岁以下的环卫工人仅占被调查者的2.1%。本该弄孙为乐的年龄却到异乡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环卫工人大多来自外地,广州环卫工人当地人的比例为8.6%),而环卫工人年龄构成偏大又使这份本来就不安全的工作变得更高危。以大连为例,2011年以来,环卫职工在正常清扫作业中,遭遇车祸导致的人身伤亡事故共有109起,其中死亡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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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城市美容师”的环卫工人,还被许多城市人视为没文化、素质低、外表脏的“次等公民”2006年《浙江日报》曾刊发了一篇题为《环卫工人节将来临 环卫工人最需要的是尊重》的文章,揭示环卫工人“被嘲笑被戏弄被恶打”的社会现实:严重受辱的事例在全省各个环卫所(站)平均每年发生5起。自1996年来,杭州就有924名环卫工人受到过辱骂。十来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环卫工人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调研数据显示,超过70%的环卫工人表示“受歧视,不被尊重”是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环卫工人几乎都曾受过身体上或言语上的伤害,行人的冷眼相对、冷嘲热讽,甚至破口大骂,行人认为环卫工人地位很高的比例仅为7.21%。


城市市容清洁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名一线的环卫工每天的工作包括:清扫街道、行人路和小巷;清倒垃圾筒内的垃圾,擦洗垃圾筒;清理下水道和沟渠以免阻塞;清理草地上的垃圾,保持草地整洁……这样的工作并非一次就到位,丢垃圾的情况“周而复始”,环卫工人收拾垃圾同样“周而复始。而承担了这些最脏最累的工作的,不但是本该在家享福弄孙为乐的白发族,而且工资还非常的低。我认为:政府不应该让老年人从事最脏最累的环卫工作,这些最脏最累的环卫工作应该策划一下,让贪官污吏和违纪犯法的人去做。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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