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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严格执行政法人员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制度
随着“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一系列冤错案的相继曝光，刑事审判工作被一次次推到媒体的聚光灯下，人们对司法责任制的关注也持续升温。“错案责任追究”一度成为大众传媒中的高频词，建立健全更为严格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迫在眉睫。
2008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开始试行“法官责任终身追究制”。《细则》规定，省高院将对违法审判责任人追查到底，违法责任划分中，还可以追究至法院院长。违法审判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即使调离单位或是退休的，也要追究相关责任。《细则》经众多媒体报道后，随即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
2012年4月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决定在河南试行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给法官上了一个“紧箍”，以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错案的发生。《办法》试行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申诉、信访量增多，仅仅在新规公布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有800多人到河南省高院反映问题。
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意见对办案程序作出细节规范，如，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批准或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根据现行有关法律，意见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等都作出重申性规定，提出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针对辩护环节，意见要求，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不得扣压，应当及时转送或者提请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
意见强调，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确保意见落实到执法司法每一个环节，以切实防止冤假错案，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全会公报指出，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2015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重点强调要落实审判人员在职责范围内对所办理的案件质量终身负责，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追究法官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建立健全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于28日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提出，检察人员应当对其履行检察职责的行为承担司法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终身负责制意味着只要检察人员对承办的案件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无论他们是在职还是退休，是在检察机关还是调到其他部门工作，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要按照规定启动问责程序，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处理。”
201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了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八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
在完善执法制度机制方面，细化执法标准和指引，为公安民警提供健全、完备、可操作的执法指引；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坚持全面客观及时收集证据，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瑕疵证据补强的范围、程序及标准；健全公安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制度措施，落实告知辩护律师案件情况、听取辩护意见、接受律师申诉控告法律要求等。
在完善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方面，强化执法质量管控，加强对受立案环节的监督，全面实行公安机关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制度；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执法过错纠正和责任追究程序，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完善当事人权利救济机制，健全举报投诉事项的受理处置、核查督办、结果反馈工作机制，完善公安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等。
在深化执法信息化建设方面，完善省区市公安机关统一应用的执法办案信息系统，除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的以外，全面实现网上办案；建立健全执法全流程记录机制，全面推行现场执法活动视音频记录制度；打造“阳光警务”，优化执法信息查询服务，建立生效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决定文书网上公开制度等。
近日，公安机关推进执法监督管理机制和执法责任体系改革，全面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制度，在派出所等基层执法单位实施法制员制度等，预防和减少执法问题的发生。
根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消息，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张明介绍，公安部推进执法监督管理机制和执法责任体系改革，健全受立案制度和刑事案件“两统一”、涉案财物管理等机制。
全面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制度，完善案件评查等问题发现机制，建立常态化执法责任倒查机制。
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切实加大对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和趋利执法、选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的整治力度，有效预防和减少执法问题的发生。
不论是地方的先试探索，还是中央文件在全国层面的规定，其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真正意义上的确立还是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对“法官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进行了明确要求，提出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案件的处理结果要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这些规定意味着我国已经把“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纳入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之中。
各级政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政法人员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制度。政法机关权力的监督主体至少包括纪委监督、监察委监督、上级监督、自我机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含代表）监督、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含委员）监督、新闻监督以及信访监督等，绝不能让“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仅仅只是“看起来很美，实施起来却很难”。
2023年2月15号，浙江绍兴新昌县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的原告梁涛，收到法庭取消16号开庭的通知，随后梁涛却在法院网上查到该案16号的开庭记录以及判决时间为15号的败诉裁定书。法院的裁定也能穿越。
还有，2019年春节。全国律师圈热传上海滩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和小三翻脸，被后者捅出该律所春节行贿名单。该名单列明了送礼地点。经上海市纪委监委查明，此事涉及公职人员58人，这是2013年的“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又一丑闻。
还有，早前媒体报道，青岛法院原副院长一床睡三个女律师，只与其中两个发生关系，被第三个妒忌拍照举报落马。记者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刘青峰归案后主动供述受贿事实，共非法收受他人财物3364万多元。
还有，一段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人民法院立案窗口“神回复”当事人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工作人员多次表示：“我违法了，你去投诉我都可以，对你们俩的案件我们就是不接受、不答复，你们俩材料我们接受不了，没有任何理由，也答复不了。”态度粗暴的“神回复”，让围观的群众们见识了什么叫门难进、脸难看。
还有，新华社北京2019年2月22日电，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发现，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局原副局级监察专员闫长林涉嫌接受当事人请托，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过问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并存在卷宗丢失、超过法定审理时限、承办人拖延执行审判委员会决定、内部管理不规范、保密制度不落实等问题。
已经落马的原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吉林省检察院原检察长杨克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张本才、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沈德咏、司法部原部长吴爱英傅政华、四个直辖市的原公安局长傅政华、龚道安、邓恢林、武长顺等一大批司法腐败官员的政治操弄，制造冤假错案，在危及国家政权安全的同时，还造成了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侵吞。司法乱象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
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的只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的全面统一领导，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判决要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暴力执法、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暴力执法、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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