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重庆市二个市委书记、三个公安局长相继落马

陈中华:重庆市二个市委书记、三个公安局长相继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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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再获中共中央派出机构肯定,指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被形容“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清除一批害群之马,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


前段时间,重庆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同时首次提出坚决清除邓恢林案件的负面影响。被“双开”(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的重庆原副市长、公安局长邓恢林,因此成为继王立军之后、第二名被列为重庆反面典型的公安局长。


邓恢林的前任何挺在2017年落马后,并未进入反面典型之列,凸显了邓恢林问题的严重性。受访专家分析,官方表述显示邓恢林的问题与重庆两名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孙政才并列,意味着他已被视为独立的一股流毒领军人物,所涉问题毫无疑问比王立军及何挺更严重、特殊。


邓恢林被通报的五条罪状中,舆论最关注的是他违反政治纪律,一连串政治纪律问题颇为少见。他被指毫无“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参与在中共党内搞团团伙伙,捞取政治资本,热衷政治投机,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搞迷信活动。


重庆市委常委会会议也宣示,要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坚决清除邓恢林案件负面影响。会议也称,要修复净化公安系统政治生态,加大从严治警力度,严明警规警令,严肃警风警纪,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


邓恢林2017年7月空降重庆,主要任务是“刮骨疗毒”,结果自己又成了一股新流毒,这说明用人的制度有短板。应当检讨干部选派制度:“相当于治疗体系本身就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重庆流毒)老是解决不了。”


重庆市公安局多年来是政治问题及腐败重灾区,2012年以来王立军、何挺及邓恢林三名公安局长接连在任上栽跟头,薄熙来时期以前的朱明国则在调任广东后被查。


10余年来,副局长乃至局内高级警官也牵连甚广。其中,原常务副局长文强,2010年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成为中国首位被执行死刑的正厅局级公安局长。作为文强副手的两名原副局长彭长健及唐建华,也先后于2009年及2012年落马。


2012年王立军事件后,时任市公安副局长郭维国、刑警总队总队长李阳等一批高级警官纷纷被判刑。2009年率队拘捕文强的原市公安副局长高晓东,2015年调离公安系统后,也在重庆市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监事会主席任上落马,并被“双开”。


2022年3月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辽宁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大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大伟今年58岁,黑龙江望奎人,先后在国企、部委、基金会,以及地方党政系统历练,2013年执掌辽宁省公安厅,2017年任副省长兼任公安厅厅长,至落马前后已执掌辽宁省公安厅9年。他是虎年第四虎,也是今年辽宁省首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在他之前,已有两任辽宁省公安厅长被查。


一年多以来,辽宁掀起政法风暴,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2021年1月),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2021年8月),以及王大伟等省部级高官先后被查。上述三人接连执掌辽宁省公安厅。李文喜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近9年(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薛恒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2年(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王大伟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9年(2013年3月至2022年3月)。


李文喜自诩为“全省(辽宁省)人民的门卫和更夫”,“双开”通报提到,他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获取巨额矿产收益,利用执法司法权谋取私利,肆无忌惮聚钱敛财。目前,李文喜已于2021年9月被提起公诉,案件尚未审理宣判。与李文喜和王大伟不同,薛恒是主动投案。当时中央督导组进驻辽宁督导政法整顿工作,仅5天后薛恒主动投案。今年2月,薛恒被开除党籍。相关通报提到,他大搞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单位的选人用人制度,违规经商办企业,毫无纪法底线,大肆干预插手司法活动和市场经济活动。


这些政法官员违纪犯法,必然会制造很多冤假错案,也必然会制造老百姓状告无门,导致一些状告无门的人,像胡文海、杨佳、张扣扣一样,自行执法,报复社会滥杀无辜,严重威胁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政权和社会的稳定。


官员“边腐边升”,亦称“带病提拔”,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加剧干部任用不正之风,恶化政治生态。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文章曾指出:很多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省已查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还屡被提拔。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污染着一个地方的从政环境,更损害着党的形象和威信。


历史教训足以让人惊醒。“以‘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层层任命制而非选举制)为核心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既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正是苏联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两大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原因。”历史上,苏绰的“以贪反贪”定律,也具有相当的警世意义。即使没有“苏绰定律”在历史上的存在,但“以贪反贪”的思想历代均有表露。


这种“以贪反贪”导致了中国历朝历代贪污横行,吏治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正是中国吏治腐败的真正历史根源和政治根源,也是中国历史政治的真正痛处所在,以致使中国社会难逃历史设定的轮回灾难。北周仅存二十余年即被隋文帝杨坚所颠覆,说明“以贪反贪”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因此,必须要用“以民选官”来取代现行的“以官选官”模式,才符合科学执政对干部选拨制度提出的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首先从具体单位的人民群众中选举出来,接受本单位人民群众的监督,首先获得本单位群众的认可,然后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要彻底杜绝官员“带病提拔”。首先,要严格落实选人用人追责制度,有权必有责,权责须相当。当问题干部受到查处后,对责任人进行追究,才能把带病干部阻断在升迁的半路上。其次,要勇于揭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神秘面纱,真正使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不要看人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


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


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党执政,由党主持领导人民,严格依照宪法,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党主民主,首先党中要有主,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有人说,在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多党轮流执政。其实这是一种任意的夸大和欺骗,甚至是有人恶意伪装。


我们以美国为例,首先我们说美国从来不是多党轮流执政。即使以美国包装出来的伪装来看。美国主要就是两大党派。很多时候,一个党的总统可以连续多任。实际上美国的总统更多的时候并不代表自己所在的党派。而是利用一个党派来取得自己的任职资格。因此一个政治家改换党派很正常。但是美国总统并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议院比美国的总统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


而美国的议院很少一党独大,而是多数情况下,必须两大党派合作。也就是说在制定法律方面,其实这两个党大多时候是一致的。美国两院还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法院比参众两院还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力和法律的裁决权。可以说美国的权利核心就是美国的宪法,因此事实上,在美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宪法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这一个党中的两个派而已。


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至今仍然还是君主立宪,英国有女王日本有天皇。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


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建议中国共产党设立主席职务,并任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前些年流传——“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的民间顺口溜至今还存在着。


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受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党中央想管无力,老百姓想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中央把国家的执政权撑握好,把地方行政权交给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有序去竞争,地方官由党领导人民举选,中共不会失去国家的执政权。


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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