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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加强党对司法全面统一领导，不公正的裁判决要及时纠正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原院长李国生因犯受贿罪、枉法裁判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李国生出生于1964年，曾长期在保定中院工作。保定市高新区法院成立后，李国生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法院认定，李国生指使该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冯占新与该院审委会委员徐超编造虚假材料，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构成诬告陷害罪。此外，李国生共计受贿594.99万元，其在保定中院和高新区法院任职时均收受过当地房产开发商的贿赂，为行贿对象在诉讼中提供帮助。 涞水县法院一审认定李国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0万元；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犯民事裁判枉法裁判罪，判处拘役5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依法追缴李国生受贿款594.99万元。涞水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李国生未上诉，公诉机关也未抗诉，目前判决已生效。 有些诬告事情虽小，却很难查清楚，群众戏称“一封信、几毛钱、查半年”。这些诬告虽然总量不大，但杀伤力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犯诬告陷害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此罪的，从重处罚。 根据《刑法》第399条第2款的规定：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有民事、行政裁判枉法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385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李国生身为法院院长，执法犯法，诬告陷害，枉法裁判，当地法院的法官对其犯诬告陷害罪仅仅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犯民事裁判枉法裁判罪也仅仅判处拘役5个月。这样的判决，明显存在违法和不公，上级检察院应当尽快提起抗诉，并对审判李国生的法官立案查处。 另外，稍微梳理一下，这些年得到平反的冤假错案，几乎都存在刑讯逼供、认定犯罪的主要证据不足、犯罪主要事实不清等情形。但是经过侦查、公诉与审判程序，仍然“熟视无睹”法律规定，做出背离法治的有罪判决，让蒙冤者或含冤而去或冤狱多年。这很难认定为办案人员专业素质欠缺，换句话说，可以理解为办案人员有意为之，枉法裁判。 虽然，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与制度有关，与当时法律规范不完善有关，甚至与人为干涉及政策环境有关，但这些，都不应成为办案人员推卸责任的借口。获取证据的合法性问题，犯罪事实的认定方法问题及认定构成犯罪的原则性问题，无论实体法或程序法，即便按照十年、二十年前的法律规范理解，均有明确规定。 一些冤假错案的办案人员，或许缺少对法律的敬畏，或许缺少司法公正的良心，又或许完全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从这个角度而言，其故意行为与枉法行为的主观恶意已相对明显。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6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国家赔偿法第31条还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一、有本法第17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二、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有前款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正、公平是法治的生命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每一个从事司法工作者基本职责。公正的司法制度和操守是筑牢社会公正之根、国家法治之基。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司法腐败是司法反腐工作的本质所在。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行。对执法司法状况，当前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还是比较多，主要是不作为、乱作为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突出。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民间就会骚乱。 纠正冤假错案的同时，必须要从严追责问责。冤假错案一旦形成，对一些人的人生会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 道歉和赔偿都不应成为纠正这起冤假错案的终点。只有追责到底、问责到人，改进程序疏漏，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才能进一步彰显依法纠正类似冤假错案的长远意义。 司法正义是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仅在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还应体现在对责任的追究上。应该追问，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冤案生成，对失职、渎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肃追责， 不仅是为还一个完整的公道，也可以查补各种漏洞，以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上演，这是纠正冤假错案的应有之义。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十八大以来，强化问责成为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鲜明特色。新近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也明确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加强问责，才能显示出制度的刚性，才能确保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才能确保每个案件得到公正审理，才会强化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对失职、渎职者严肃执纪、问责到底的意义，更在于进一步树立法律的尊严，教育引导广大公安干警和司法人员坚持原则、依法办案、匡扶正义。 这几年，我国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但是这些被纠正的冤假错案往往都是止步于国家赔偿，也就是说，由国家财政拿出“巨额”赔偿金发给受害人后就结束了，而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却不会被追责问责。即便是有些人被追责问责，也只是轻描淡写，很少有因为制造冤假错案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但是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内容显示，对于冤假错案的受害人进行赔偿以后，不是整个事件的结束，而是要对相关人员进行追查，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冤假错案制造者寥寥无几，而向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去追偿的更是没有听说过。 用一句话来概括：制造冤假错案的成本太低、代价太小，即便是国家赔偿，也只是财政开支，纳税人背锅而已。长此以往，又怎么能杜绝冤假错案呢？现在的国家赔偿模式原理就是：司法机关办错了案件，错误的羁押了无辜的人，其损失由国家进行赔偿。在这种赔偿机制下，冤案的制造者自然有恃无恐。 所以：国家赔偿金应当由违法的警官、检察官和法官全部承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冤假错案。对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政法人员必须要依法严格追责严惩，并承担全部国家赔偿金。加大政法人员违法违纪成本，不仅可以起到惩诫违法违纪者的作用，而且可以起到震慑濒危人员、教育并激励守法守纪的其他社会人员。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造成有些遭遇不公而状告无门的当事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在当前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要直接审判，绝不能犯官僚主义发回当地重审，让当地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判决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审判，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公正审判，严格追责，地方法院的法官就不敢不公正审判，地方法院的法官不敢不公正审判了，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自然就减少了。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的只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清朝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 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国敌人的入侵，大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的厄运。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的全面统一领导，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判决要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暴力执法、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暴力执法、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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