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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历史上一个个朝代的灭亡，常常是因为政府苛捐杂税
苛捐杂税【解释】苛：苛刻，繁重；杂；繁杂，众多。指各种各样繁重的捐税。泛指统治者苛刻地强行征收繁多的纳税款项。语见陈邦贤《自勉斋随笔•捐税》：“苛捐杂税，实在是政治上一大弊窦。”郭沫若《天地玄黄•拙劣的犯罪》：“在整个经济危机之下，在严重的苛捐杂税之下，在卑劣的利诱腐化之下，成木增高了，购买力减低了，发行网破坏了。” 中国的历史就好像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子孙，总是长得那么相像：一个朝代的灭亡常常是因为苛捐杂税导致民穷，百姓无法生存之下只能造反。而这个朝代的继任朝代在建国之初往往吸取前朝的教训，采取轻徭薄役，与民休息的民富策略，使国家强大发展。可是到了后期，苛捐杂税又多了起来。于是民穷，造反，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 《汉书·食货志》中载有董仲舒关于秦代赋税制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 秦代的赋役是从前的20～30倍，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要缴纳给地主“见税什伍”的租赋，因而广大农民一贫如洗，许多农民无法生存，只得逃往山林，变为盗贼，许多农民揭竿而起，这是强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秦代还改“因地而税”的制度，而改行“舍地而税人”的制度，即索取“人头税”，其税率20倍于从前。《通考》在评论秦代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时指出：“秦坏井田，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舍地而税人，则其谬益甚矣。” 汉朝建立，汉朝初期的赋税承袭秦制。但鉴于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减低了田赋的税率，先规定十五税一，以后又减为三十税一。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颁布均田令，实行租调制。隋朝初期实行租庸调制。 唐朝初期实行租庸调制，之后因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度无法维持，实行两税法。北宋初期赋税较为杂冗，所以实行了王安石变法，与赋税制度有关的法令是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可惜变法失败，北宋最终没有强大。 明初也仿行两税法，明中期张居正改革赋税制度，创一条鞭法。清初沿用一条鞭法，雍正帝登基后推行摊丁入亩。民国初年，赋税制度多沿袭清制。北京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做过一些改革。 以上这些朝代的赋税改革使农民生产时间有了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大量的荒地被开垦，户口也明显增多，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朝代的末期，苛捐杂税重现。民国末期连粪也要交税，当时有杂志讽刺说：“自古未闻粪有捐，而今唯独屁无税。”虽有忠臣志士企图挽狂澜于即倒，但是命运的诅咒无药可救。因为民不富，所以国不强。最终：灭亡！ 目前，个人所得税1.年度不超过36000元的税率为：3% 2.超过36000-144000元的部分税率为：10% 3.超过144000-30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20% 超过300000-42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25% 5.超过420000-66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30% 6.超过660000-96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35% 7.超过960000元的税率为：45%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收入-20%费用。 经营所得税1.年度不超过30000元的税率为：5% 2.超过30000-9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10% 3.超过90000-30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20% 4..超过300000-50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30%5.超过500000部分税率为：35%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在北京工资5000元，养老保险单位支付20%-1000元，医疗10%-500，失业1%-50，工伤0.5%-25，生育0.8%-40，公积金12%-600元，单位共计支付2215元；个人支付养老保险8%-400元，医疗2%-103元，失业0.2%-10，公积金12%-600元，个人共计支付1113元。到手仅三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有2.8亿农民工。四险一金虽然好，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按3500平均薪水算，大概是400块钱左右，这对很多人不是个小数目。 另外，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为关注焦点。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不足，实行公务员、教师减薪、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手段，甚至将这些行为当做一种收入来源。然而，这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也给民众带来了负担。 为了弥补财力缺口，霸州政府曾向下辖的乡镇分发超过3亿元非税收入任务。指标压力下，当地运动式地大规模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一个人口不足80万的县级市，在短短67天里，向企业开出高达6700万元罚单。 鹤岗请不起基层工作人员、霸州顾不上吃相难看，背后都是同样的问题——地方政府揭不开锅了。钱不够用，似乎还不止这些经济发展慢的小地方。去年底，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也相继传出有公务员、教师被减薪水的消息。 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干预并取消地方债务，建立更为规范的债务管理机制，防止过度借贷和滥用资金。地方政府也应该回归本职工作，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从事商业经营。地方政府的角色是管理城市、促进社会稳定和繁荣，而不是追逐利润最大化。 我认为：不管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都应该是为全心全意为国为民服务的政府，而不是做生意的政府。为人民服务要修公路建医院办学校发公务员的工资等都需要钱的，国家不给谁给呢？总不能老让地方政府出卖土地矿产资源或去赚老百姓的钱吧。 土地矿产资源总有卖完的时候，乱卖土地滥采矿产资源必然造成粮食危机破坏环境，赚老百姓的钱必然造成与民争利，乱罚款乱收费，制造冤假错案，引发官民对立，破坏政府形象，“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一定要知道，侵犯老百姓的利权就是等于侵犯党的政权之逻辑。 中央政府是一个可以合法生产钱的政府，不要收任何税费和不要以罚代刑，也不要去为难无权印钱的地方政府。有些经济砖家可能会说，大量印钱会引发通货膨胀，其实通货膨胀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缺少产品货物，比如目前的钢筋水泥车房服装过剩会涨价吗？ 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印钱投资和生产力度，缺什么生产什么，不管什么东西多了都不可能涨价的。中央政府应该负起责任，严惩贪污腐败的官员，管好地方政府的收支二条线，该收的收该支的支，不要有地方债这一说。地方政府确实需要钱的时候印钱给地方政府就是，绝不能给地方政府压力。 其实，产能过剩、地方债和消费降级都不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要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必须积极增加财政支出，强调计划的重要性，通过公共投资改善劳动者待遇、增加就业岗位，推动生态文明转型和科技重点突破，切不可“因噎废食”。 众所周知，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军事最强、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应当向美国学习，美国一直不断地印钞发钱，但是美国却一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问题。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印钞发钱来缓解债务问题，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印钞发钱用于经济刺激计划和救助计划，以应对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上升。 前段时间，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发布会上指出，目前我国就业结构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青年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人们没事干，而是没有计划没有人组织。现在农村还有不少破旧的公路房屋，甚至土路草房，就是城市里也有很多破旧的楼房街道。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资，一能解决国家产能过剩问题，二能解决就业压力问题，这是一个利国又利民的事业。政府为人民办事不要去计较盈亏，没钱印钱就可以了。
▲2023.8.3门头沟洪水退下后，村民陆续回家查看受灾情况。
▲一位村民查看自己家里受损的房屋。
政府拿钱给建筑企业，建筑企业拿着政府的钱组织工农建设就行了，工农有工作就有工资消费，经济就循环发展起来了。有些经济砖家可能会说，大量印钱会引发通货膨胀，我认为通货膨胀不是因钱多，而是因为缺货，比如目前的钢筋水泥和车房服装过剩会涨价吗？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生产力度，缺什么生产什么，不管什么东西，多了都不可能涨价的。 一是进一步巩固和修建通村公路，解决偏僻角落村湾出行难问题。二是加强对农田水利设施资金的投入，挖塘堰，修沟渠，切实解决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问题。三是整合平整土地，实行农业生产机械化，可以由村干部领导联合生产，也可以由招标承包给一个企业生产，要改变过去包产到户的政策，把一大块地分成几小块，一户一小块，你种这他种那，农业根本实现不了机械化的。 四是一村建一所学校和一所养老院及一个门诊部，让村民就近学习，就医，养老。五是根据实际需要，一村先建一幢水，电，燃气，广播电视，网络，暖气空调等设施齐全统一装修好的防汛抗震楼房，免费提供给村民居住生活后，再让村民把旧房平整成农业土地。不要先拆后建，想从中渔利。 以上建设需要很多建材及工人的，政府不用为产能过剩而发愁，也不用为农民、工人、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的就业问题而发愁，政府更不用为政权能否长期稳固而发愁。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你给人民办这么多好事，人民拥护还来不及呢！ 当前，受发展水平制约，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促进共享发展，要紧盯薄弱地区和困难群体补短板，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让全国各地基本均等、全体人民普遍受惠。 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现在中国有三个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贫富差距也被称为贫富不均、收入不公平等，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中个人拥有的财富的差距。贫富差距过大会造成犯罪率升高等社会潜在危害。 政治上：造成阶级矛盾尖锐，进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威胁政府统治。经济上：造成基尼系数过大，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利于社会公平。贫富差距过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再次革命，所以，中央政府不要人为地制造贫富差距，所有的政策应该全国一样，一视同仁，一切政策法规面前，必须人人平等，不要搞什么特区自贸区，应当让全国人民平等地享有政策法规的权利和承担政策法规的义务，不允许任何人享有超越政策法规的特权。 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国家把在上海、北京、深圳、海南等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实行的各种优惠政策，把它在全国同时实行，让全中国一起腾飞，一起发展，让全国人民一起受益，一起走向富裕，岂不是更好?几十年来，国家给了深圳太多的政策优惠，税收优惠，进出口免税之类。得益于各种优惠，深圳取得了快速发展，深圳人也因为优惠，得到了实惠。而这些实惠，内地是得不到的。这也造成了内地与深圳收入的差别，造成了内地与深圳等沿海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其实，中央政府把上海、北京、深圳、海南等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各种优惠政策，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一样发展的。如果由于国家在上海、北京、深圳、海南等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实行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在全国各地实行了，全国各地同时发展了，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也用不着都跑去上海、北京、深圳、海南，不用年头年尾都去挤火车，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益，不用夫妻劳燕分飞，又能够很好地照顾到自己的孩子和父母老人，一家人可以其乐融融地在一起，这样无论对家庭，对社会显然都是最好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能够实现总体的基本平衡无疑是最好的。 中国应当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个显著优势愈是在完成集体攻关项目、应对自然灾害、迎接重大挑战时，愈容易显示制度本色和优势。我们的国家愈是在大灾大难面前，愈能够显示出民族性，社会主义愈能够体现出制度优势。这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也为世人所接受。世界上超过一亿人口的国家，绝大部分实行联邦制。中国有14亿人口，却依然用单一制作为国家权力的组织原则，而且还很成功，这个成功的制度密码首先在于党的领导。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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