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官员财产公开人民言论自由、是党国长治久安的根本需要

陈中华:官员财产公开人民言论自由、是党国长治久安的根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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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公开是反腐的有效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公开程度高、透明度好的国家有更加稳定的政治局面。目前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人心不是问题、技术也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勇气。官员财产公开程度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涉及许多当权者的切身利益,用自己的权力监督自己很难下定决心。以下是各国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情况:


  ◆美国: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需要申报公示财产,约2.5万名左右,需要申报本人及配偶、子女的劳务所得、投资收益、买卖交易、赠与和赔偿、债务、房地产等7项内容。另外大约30余万联邦政府官员需要进行财产内部申报,普通雇员不需申报财产。


  ◆澳大利亚:部长、部级人员和高级公职人员被要求报告财产。


  ◆韩国:政务职公务员、四级以上公务员、司法与税务等特殊部门七级以上公务员、国有企业的管理层需要申报财产,总人数约为18.8万人,占韩国所有公职人员的18.8%。


  ◆英国:规定普通公务员需要报告本人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福利、写作、讲学等12项内容,配偶和子女的财产可不申报。


  ◆法国:规定政府成员和部分选任官员需要报告房屋、有价证券、银行存款、家具、艺术品收藏、车船等11项内容。


  ◆瑞典:官员申报的财产情况不公开,允许公民可以查阅。


  ◆新加坡:官员的财产申报情况不公开,由申报机构掌握,允许特定机构根据工作需要进行查阅。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不要求未担任公职的普通民众公开财产?这是因为,普通公民没有担任公职,不在“瓜田李下”,没有贪污受贿的机会。手中没有公共权力,就不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所以没有必要公布自己的财产。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其目的不是要跟任何官员过不去,而是要使党国长治久安


为什么官员财产要公开?因为官员是公民的受托人,公民和官员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信托关系。公民既然把公共权力委托给官员,就必然要对其手中的权力加以监督,以防止公权私用。而官员的财产状况是最能反映其是否存在公权私用的一个有效指标。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官员财产公开,是一个被国际认可的“金点子”。从古至今,从国外到国内,凡是政治开放的时期、政治清明的国家,官员的私人空间相比与普通百姓来说都要得到压缩,甚至官员的家人信息也要相应的公开,被公众监督。


现阶段,我国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还不能完全满足财产公开的要求。许多官员的财产、家庭投资、子女就业就学等应该申报的内容都是内部报告,只向组织报告,而并没有公之于众。少数官员可能依然存在少报、瞒报等问题,人民群众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过去的贪腐案件来看,财产公示制度还没有发挥完全的作用,人民群众对继续完善财产申报制度仍有很高的呼声。


让官员成为“透明人”,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官员定期将财产“亮亮相”、“透透气”,在阳关下“杀杀菌”、“消消毒”,既可以使百姓“放心”,也可以使贪官“收心”。


       关于我们中国的官员财产公开,其实我们中国在2010年就通过有关规定,将领导干部收入等涉及财产性内容列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现在核实的比例不断提高,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对不如实报告的人,我们有硬性的处理措施。


  ★明文规定


  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办发〔2010〕16号),对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作出了详细规定。


  2013年12月7日,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要求领导干部严格按照规定,主动地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保证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同时提出要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进行抽查核实,以切实增强报告制度的约束力,提高施行效果。


  ★需要报告的范围


  简单一句话说就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都要报告。


  2014年约有150万名干部进行了报告。


  ★报告哪些个人事项


  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和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因私出国(境)的情况;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或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包括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涉及财产方面,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以及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


  ★报告的时间点


  集中填报:每年初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个人有关事项。


  随时报告:领导干部发生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配偶、子女从业变化情况,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情况的,应当在事后30天内填报。因特殊原因不能报告的,特殊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


  新任领导干部:应当在符合报告条件后30日内按照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辞职领导干部:在提出辞职申请时,应当一并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违反规定的处理措施


  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不如实报告的;隐瞒不报的;不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抽查核实的方式


  随机抽查:在每年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材料汇总综合工作结束后集中开展一次。


  2014年,中央组织部已抽查核实中管干部、省部级后备干部等1550名,各地各单位已抽查核实厅局级、县处级领导干部60170名。


  2015年随机抽查比例由去年的3%-5%提高到10%。


  重点抽查:根据工作需要进行。现在很多地方是“凡提必查”“凡转必查”“凡进必查”,不论提拔、转任还是新调入人员,都要检查核实。


  另外,还可以对巡视工作中需要核实的对象、群众举报反映的对象等进行核实。


  ★对于抽查核实出问题的惩罚:非常严格的五个“一律”


  凡是填报不规范或错报、漏报的,一律要求重新填报或限期补报;


  未如实填报的,一律要求领导干部本人作出说明,并根据说明情况由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监督和干部工作机构研究提出是否影响任用的意见;


  有意瞒报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得列入后备干部人选;


  发现违规问题的,一律责令其限期改正;


  涉嫌违纪的,一律将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另外,凡不如实填报的,将一律记入干部诚信档案。


  抽查核实是落实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锐利武器,可以有效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同时,还发挥了极大的震慑作用。2014年,已有5名拟提拔中管干部和一批局、处级拟提拔人员因报告不实被取消提拔资格。湖北省通过抽查核实将6名发现有问题的省管干部移交省纪委调查处理。


  据了解,曾被抽查过的干部说,要求非常细致,如配偶持有的公司股权、股票名称和数量等等,必须严格按要求填写,组织要核查,绝对不可能混过去。有的干部因为没有填写清楚被组织部门要求重新填写并作出说明,组织部门的同志还进行了谈话,他回来后说以后可不敢了,组织通过核查一方面查找干部是否有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验干部是否忠诚老实。


官员财产公开,可谓是一个老话题,但一直以来都是民众的一厢情愿在关注,任你如何狂轰乱炸,官员财产依然还是属于秘密。因此,财产公开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成立一个能够超越各种权力、革除各种不当利益的机构,才能保障财产公示改革真正取得成功。这个能够超越各种权力的权力就是人民之监督权。但是,人民之监督权必须要有言论的自由才能有保障。


所以,官员财产公开需要新闻言论自由。如果仅仅公开而不让人评说,那么,这个公开就是形同虚设,和不公开没什么区别。如果没有新闻言论自由来监督官员已经公开的和没有公开的财产,那么,官员的财产在本质上没有公开。


我们看看我们中国台湾地区总统陈水扁的例子,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新闻言论自由,陈水扁的赃款难以全面曝光。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若陈水扁公布的财产存在瑕疵,新闻机构就反复调查举证,发现其中的漏洞,结果让大家看到了陈水扁的违法行为。可以说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官员财产公开就形同虚设。


实际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党的初心与使命也在党革命胜利中起到很大的作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伍兰花见毛泽东当面被骂也不生气,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并把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也说了不少。


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


这些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


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惦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他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


当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曾经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还主张,“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意思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切忌大权独揽,搞一言堂,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更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样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工作、修正错误,才能在工作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然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唯唯诺诺、奉承赞扬的叫好之声,而对那些“当面鼓、对面锣”的意见,要么反感厌烦、置之不理,要么闻之则怒,视言者为“刺头”、“刁民”,更有甚者会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殊不知,有意见不让提,压而不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意见和问题,激化更多的矛盾和情绪。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群众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意见手足无措、置之不理。工作中,当与群众坦诚相见,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跟大家坦诚沟通,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百姓的评说最重要。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端正姿态,主动深入到实际、扎根到基层,听听百姓怎么说,问问百姓怎么看,不但听认可、听赞扬,更要听意见、听批评;对于群众挑的“刺儿”,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洗耳恭听、深入反思,并跟群众解释清楚,给公众一个明白,还事件一个清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表扬的确会鼓励人,但如果只有表扬,而不指出问题,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我们的文化,特别鼓励表扬,而拒绝批评。即便要批评,也是无关痛痒,明贬实褒。尤其是面对上级,面对领导。比如,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结果呢,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


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这是天性,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老师对学生,多鼓励优点,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发挥优点——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而且未成年人心智世界观等尚未成熟,自我意识有时候会反省到。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人,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不仅虚伪得恶心,而且会害了这个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成年人,批评会使人进步,表扬会使人落后。


所以,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有偏差”“不正确”,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广泛听取、吸纳各种意见。


浅而言之,多倾听他人意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体察市场感受,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因为身在其中,囿于视野所及,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


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总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总有一些“扎心”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不是给政府添乱,也不是与官员作对,而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


实际上,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刺耳”的话、“扎心”的话,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而不断调焦,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另外,官员财产公开其实也有利于保护官员自身的财产权,他的私有财产,只要登记合法的,就会受到保护。官员财产公开还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官员财产一直不公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腐败假定!就是说,如果官员不敢公开你的财产,老百姓肯定认为你是腐败的,老百姓只能得出这个结论,长久而言,带来的只会是更大的不稳定。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分析一些政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背离和失去民心是致命根源。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汲取中国国民党失败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尽快实行官员财产的公开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党国才能长治久安。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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