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解决不了政令不畅的问题,中央方针政策再好也没用

陈中华:解决不了政令不畅的问题,中央方针政策再好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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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严格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全党逐渐形成了“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猛虎;党中央有禁则止,稳如泰山”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实践证明,即使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正确了,也要政令畅通才能把党中央的精神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长期以来,基层老百姓觉得中南海的声音到了地方往往变了样,或根本传不到地方 ,老百姓用党中央精神到地方政府办事往往办不通。政令难通的恶果也导致党中央听不到基层真实的声音,同样影响到党中央的决策。

有些地方官员,对待上级是一套,对待下级是另一套,只要对地方有益和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做,反之就不去做或故意顶风违纪。其实质都是利益关系上的错位甚至是颠倒,在某个地方而言,是本位主义、保护主义,或是局部腐败,此种政令难通的现象如果在全国蔓延,将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运转与管理,轻则民怨沸腾, 重则倾覆政权。

众所周知,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军事最强、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应当学习美国总统制的政治制度,不要搞集体领导体制。中国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

我们中国现在的领导体制是“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集体领导制”远远差于实行个人总统制的美国。美国总统在担任国家元首的同时担任政府首脑,还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更集中于个人,决策几乎是由个人作出的。再者,美国总统所担任的国家职务在中国则是由两个人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从决策程序上看,中国是通过两次集体决策的过程,一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决策,二是各机构内部的集体决策,进而导致决策过程漫长,决策结果大打折扣,决策效率低下。

我认为:集体领导存在很大弊端。导致九龙治水,造成各自为政。每个常委各管一摊,缺乏大局观念,以自己的部门为重。没有统筹权力,每个人各管一块,权力太大,没有人可以制约。很容易走向部门主义。因为集体领导制是“集体总统”,“集体总统”的结局到最后可能就是“没有总统”,集体领导就是没有领导,集体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不论是九个常委或七个常委,大家各管一块,劳动分工,我说了算,这不叫集体决策也不叫集体领导,是典型的封建主义,一人分封一块,周永康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集体领导还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民间曾经流传的谚语:“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队骗村,村骗乡,一直骗到党中央;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现象还存在着。

另外,只有让人民来监督官员,官员才能不敢官僚腐败。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僚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遏制官僚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官僚腐败。我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能遏制官僚腐败的制度。目前;党内有些人一看有人提倡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使党的政权天长地久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

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

当然,民主要要有序的民主,有序的民主就是要要有君主的民主,君主的民主就是党主的民主。我们中国台湾地区民主没有君主,造成群龙无首,政党恶斗,族群撕裂,乱象丛生,弊案连连,经济停滞,生活滑坡,正气不彰,邪气横行,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政客呼风唤雨,设陷阱搞暗算,你咬我我咬你,抹黑对手不择手段;“立法院”内攻击对骂、肢体冲撞成了家常便饭;执政党抛开执政责任,无视经济,冷漠民生,意识形态挂帅,一切围绕选举转;整个台湾,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被卷入无休无止党派争斗的漩涡之中,社会处于被严重扭曲的状态。

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党主民主,首先党中要有主,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国绝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至今仍然是君主立宪,日本有天皇英国有女王,泰国还有国王。

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我认为;解决中央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党的主席集权,防止群龙无首各行其是。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一委两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名正言顺依宪统治中国。

同时,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受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当地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令出中南海。任何组织和体制的运作,都要求存在权力“核心”。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封建时代的“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内阁制)和“总统”(总统制),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核心”。探讨这样一个“核心”也历来是政治哲学和理论的核心任务。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孔孟的“贤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现代的各种政治领袖(内阁制和总统制)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产生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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