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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国家的信访局对上访的案件，应当领导政法机关直接查处
【财新网】（综合媒体报道）新华网消息，2011年5月26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检察院、临川区政府、区药监局三地发生爆炸事件，目前已有五人受伤。据了解，爆炸原因是该市一农民对其正在审理中的一案件不满所为。 十年上访无人问，三声炮响天下知。据大江网报道，上午9点18分，抚州市检察院内停车场，发生汽车爆炸；9点29分，临川区行政中心西楼一楼再发爆炸案；9点45分，临川区药监局大楼旁边也发生汽车爆炸案。 钱明奇，男，1959年生，抚州市临川区居民，无固定职业。 1995年，钱明奇因拆迁在抚州市得到两间商铺，他在商铺上盖起5层楼，与妻子和两儿一女居住在那里。 2002年，京福高速公路临川段征地拆迁，当时给的补偿价仅每平米360元左右，钱明奇深为不满，拒绝拆迁。拆迁带来的压力造成家庭生活的不和谐，2005年，钱明奇的妻子因病去世，对钱明奇打击沉重。 钱明奇后与拆迁人员达成协议，但拆迁后，此地块并未造路，一直荒芜。钱明奇认为被骗，强烈不满。走上信访之路，但无果。钱明奇起诉政府，也被区法院和市中院驳回。之后钱明奇开始进京信访。 2011年5月26日，钱明奇炸了政府，自身也在爆炸中死亡。 江西省纪委、省监察厅成立了临川区“5·26”爆炸案调查组。 2011年6月4日，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傅清、区长习东森被免职。 9月15日，江西省纪委通报，追究抚州市临川区“5·26”爆炸案16名相关人员的责任，并责成抚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16名被追责人员中，有10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人受组织处理。其中，临川区委原副书记、原区长习东森留党察看两年、行政撤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何大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并辞去院长职务。 通报称，临川“5·26”爆炸案是一起因拆迁补偿纠纷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案件暴露了临川区政府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长期推诿扯皮，不予解决，包案制度不落实，对有极端倾向的上访人员缺乏有效防范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暴露出当地有关法院、检察院对群众的合法诉求没有公正、及时处理的问题。 现在国家信访制度实行的是“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所以国家信访局在办理信访事项时，实际只起到了一个“收转局”的作用。怪不得有些地方官员对上访的老百姓说道：你别说告到党中央国务院，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这就会造成老百姓状告无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导致一些遭遇不公的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社会的极端举动：象钱文昭、胡文海、钱明奇、陈水总、杨佳、张扣扣、欧金中、杨功迅等一样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在当前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的情况下，国家信访局对上访的案件，绝不能犯官僚当收转局，收了转回地方查处，让当地自己查处自己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应当领导国务院的各部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政法机关直接查处。人手不够可以招聘，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中央直接查处，各地就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各地不敢做不公正的事了，就不会产生访民。 做好信访工作，关键要为老百姓维权，单纯维稳，不解决具体的利益问题，是治标不治本的，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维稳要先维权，维权才能维稳，维权是维稳的基础。以触犯国家法律、侵害公民权利为代价，把没有精神病的访民当作精神病人非法拘禁，靠黑监狱、黑保安、黑打手等来维护的所谓“稳定”，不过是在营造幻象，这才是和谐稳定的真正敌人。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中央国务院一定要知道，任何官员侵犯老百姓的利权，就是等于侵犯党的政权之逻辑，务必要意识到：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切实畅通人民群众的上访渠道，是惩治腐败、改善民生、维护稳定、巩固政权、建设美丽而富强的中国之必要措施。政府应该把大量的维稳的人财投入到为老百姓维权上，化解社会矛盾，国家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 另外，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促进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胡文海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晚上，在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一个有着３００多户人家、１０００多口人、村里和附近有很多煤矿的村庄，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恶性杀人致１４人死亡案，在不到３个小时的时间内，９户人家、８男６女被杀，３人重伤。血案之残酷令人震惊。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１０·２６”血案，并当庭宣判：胡文海犯故意杀人罪、私藏枪支弹药罪，两罪并处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海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青海 胡文海的二弟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胡文海、刘海旺、胡青海不服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省高院驳回。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５日，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召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公处大会”，宣布了对３名案犯的终审判决。１０时３０分许，胡文海、刘海旺两人被执行枪决。 网传山西杀人犯胡文海的最后一段话 警察：知道为什么逮你吗？ 胡文海：知道，杀了点人。 警察：杀了一点？你杀了十四个！ 胡文海：不止十四个吧？ 警察：那你说多少？ 胡文海：我记着是十七个。 警察：死了十四个！ 胡文海；我不记的还有活的，我都拨拉过，看谁象没死的，就再给两枪。——那就是没杀净。 警察：你知道后果吗？ 胡文海：（对警察满脸媚笑）知道、知道，我得给人家抵命。 警察：后悔不后悔？ 胡文海：咋不后悔？有个娃娃不该杀人家，你们一说，才知道人家是串门的。再就是，该杀的没杀净。 警察：你还想杀谁？ 胡文海：就那几家的男人。 警察：你为啥杀人家？ 胡文海：他们当村支书和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的我不行，就想整死我。99年6月19号，我到地里浇水，xxx兄弟（其中一个满门被杀）借口和我吵架，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我缝了几十针。要不是头硬，早让他们劈死了。xxx（村支书）派人找我，要出钱私了，我不干。从那时起，我就起了杀心，本来准备今年三十晚上下手，那时都看春节晚会，能杀干净。6月19号，我把xxx（支书）和村会计叫来，让他们写贪污了多少，他们不干，这时外面有警笛声（路过的警车），xx（会计）就气粗了，指着自己的脑门说：“文海，有本事朝这里打。”我就给他脑门上一枪，把他打死了。他还以为我不敢。没有办法，只能提前动手。…… 后来，当记者再问他后悔不后悔时，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不后悔，一点不后悔！就是遗憾，没有把该杀的都杀了。”遗憾、没有死净的话，胡文海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据分析，他是担心给他父母妻儿留下后患。记者问他为什么连孩子一起杀时，他蛮有道理的讲：“不把他们也杀了，他们长大要欺负我家娃娃……” 法院审判胡文海时，他站的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象农村劳模发言。共同受审的还有一个帮他杀人的朋友，胡答辩时说，他朋友没有杀人，跟着他是一直劝他不要杀。这时，控方指出，一个受害者（装死躲过）指证他朋友拿斧子砍过他。胡答辩，我一枪打的他趴在地上，他就再没回头看过，是我捡起斧子砍他的。控方又指出，他朋友拿钳子夹受害者。胡文海当即辩道：是我拿枪逼他干的，他不夹受害者，我就****打他。明目张胆的大包大揽。 判胡文海死刑后，退庭时，胡逮着一个审过他的干警就握手，边握边说：“先走一步，先走一步。”那么些警察，躲也躲不及他，实是滑稽。 2001年的12 月25日，也是西方人的圣诞节。那天，山西晋中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特大枪杀14人案的3名被告人。最后，有2人判处死刑、1人判处无期徒刑。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钱文昭 2006年1月7日新华网兰州电（记者张泽远）6日上午9时许发生的甘肃省民乐县法院爆炸案现在已经基本查明，共死亡5人，另有5人重伤，17人轻伤。 2006年1月6日的这天，天气十分的寒冷。天空也是阴沉沉的，似乎在酝酿着一场风雪。 一名叫做钱文昭的老农此刻正在乐安县的一条街道上缓慢前行着，他的头发已经斑白，刺骨的寒风从他的脸颊和耳边呼啸而过，还有一些则从领口和袖口灌了进来，他只得裹紧身上的军大衣，好让自己的身体更加暖和一些。 过了一会儿，钱文昭在乐安县人民法院的门前静静站着。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已经来过许多回了。他深吸了一口气，缓慢的上着面前的台阶。 门口的保安没有拦他，保安对他十分面熟且知道这位大爷是个可怜人。钱文昭进了大门后径直往4楼的会议室走去。这条路他也十分的熟悉，虽然总是被冷脸对待、被驱赶，但他不会退缩。 院长正好坐在会议室里，看到来人是那个一直纠缠不休的烦人精，脸立马就垮了下来。钱文昭走上前低声说道：“院长，再次请求您重新审理钱多福的案子！” 院长十分不耐烦的大声吼道：“烦不烦啊！这都第几次了？调查结果都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好再审理的？”不等钱文昭回答，他大声朝着外面喊道：“快！快去把保安喊来！把他搞出去！” 见院长还是这样恶劣的态度，钱文昭心中积存已久的怨气和怒气再也压抑不住了，他一把将身上穿着的军大衣拉开，只见里面绑着一捆炸药。随后他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打火机，对着惊慌失措的院长说：“我今天就要为儿子讨个公道！”话音未落，钱文昭直接就点燃了炸药！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4楼会议室瞬间瓦解。在此次爆炸中，钱文昭、院长和其他4名工作人员死亡，还有17名工作人员受了轻伤，导致27个家庭支离破碎。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钱文昭携带炸药去炸法院呢？ 事情还要从2005年的5月17日开始说起，这天钱文昭不用去田里干活，于是就趁着闲暇时间打理家里的花草。突然，邻居跑进来着急的说道：“老钱！不好了！我刚从学校经过看到多福被法院的人带走了！” 邻居口中的多福正是钱文昭的儿子，这个儿子是钱文昭和妻子寻方求药、花了大力气才有的，自然是疼爱有加。钱多福也很争气，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老家这边的一所中学里教书。 听到儿子被法院带走的消息，钱文昭立马将手上的水瓢一把甩下直接向学校跑去。到了学校之后，钱文昭找到钱多福的几名同事，想向他们询问一下具体情况。那么，钱多福为何会被法院工作人员带走呢？ 休息在家的钱文昭一听到儿子钱多福被法院工作人员带走的消息，立即跑到他工作的学校找同事去了解情况。钱多福的同事连忙安慰着急的钱文昭：“叔叔您别担心！法院的人带他走是为了强制执行离婚判决，没啥大事的！您就放心吧！” 听到这里，钱文昭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安稳的落回了肚子里。于是，他就回家等消息去了。那么，钱多福又为何会被强制执行离婚判决呢？ 这还要从他的前妻汤慧兰说起，钱多福与汤慧兰结婚后不久，汤慧兰就被确诊了运动性神经疾病。一开始只是行走非常的吃力，行动受限，到了最后就只能卧病在床。 这让汤慧兰觉得备受打击，生活不能自理且还要每天吃药来维持身体正常的机能，她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废人、一个药罐子！对于汤慧兰的心理变化，钱多福也是一直看在眼里的，他只感觉十分的心疼！ 钱多福每天下班之后就会立马回到家里照顾妻子，还会变着花样的给她做好吃的、哄她喝药，甚至为了更好的照顾妻子还专门请了一个保姆。 然而时间长了问题也就暴露了出来，汤慧兰一直卧病在床没办法出去工作，所以家里的一切开支都由钱多福负责。日常开支除了两人最基本的生活费之外，还有请保姆的费用和汤慧兰吃药看病的费用。 这也就意味着钱多福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渐渐的，他不仅对妻子没了耐心，还会经常对她摆脸色。而这一切汤慧兰也是知道的，本来她就是细腻的性子，加之生病后整个人就变得更加敏感了。 对于丈夫的变化，汤慧兰是看在眼里的。她的心里自然会不好受，但她也理解丈夫的难处并尽量包容他。直到2003年10月份乐山县的那场地震才彻底改变了汤慧兰的想法。 在地震发生时，钱多福只顾自己逃跑全然不顾身后瘫痪在床的汤慧兰。好在汤慧兰只受到了一些擦伤并无大碍，但丈夫的做法让她伤透了心。 不久之后，汤慧兰就向钱多福提出了离婚，但钱多福死活不同意。无奈，汤慧兰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几个月之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判决书上显示同意钱多福和汤慧兰离婚，并且房子归女方所有，此外，男方还需要向女方支付7万元。 对于这个判决钱多福心里那是一万个不同意，于是就一直拖着不给钱。但汤慧兰等不及了，因为她一直卧病在床没有收入，所以就再次向法院提出了申请。法院也同意了这次的申请，所以才会将钱多福从学校带走。那么，钱多福接下来会如何做呢？ 心酸不已，因怨生恨 钱文昭了解到儿子之所以会被带走，是因为要强制执行离婚判决，所以就回家等消息去了。但是，好几天过去了，依旧不见钱多福的身影。就在这时，法院向他传来消息说钱多福自杀了！ 据法院那边给出的说法，钱多福是在被带走的第二天吞服了大量的氰化钾才导致死亡的。而对于氰化钾的来源以及自杀动机，法院均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钱多福的死讯对于钱文昭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儿子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怎么几天不见就说他自杀了呢？而且，法院只说儿子是自杀身亡其余的一概不说，这又让他如何去信服？ 之后，钱文昭搜集到两条信息。第一条是，钱多福任职的学校里确实丢失了大量的氰化钾，但是丢失时间不能确定。第二条是，自杀现场有被打扫过的痕迹。根据这两条信息，钱文昭绝不相信儿子是自杀身亡的！ 于是，为了弄清儿子的死因，钱文昭就多次去到乐安县人民法院找到院长，请求他重新审理儿子的案子。对于钱文昭的多次到访，院长要么置之不理、冷脸对待，要么就大发脾气并叫人把他驱赶出去。 几个月之后，汤慧兰因为病重去世了。让钱文昭没想到的是，法院居然将房子和那7万块钱都判给了汤慧兰的娘家，这让他不满的情绪更加严重了，还生出了怨怼。 但是没办法，他只能继续去法院请求院长重审儿子的案子。一晃眼，时间就来到了2005年底，身心俱疲的钱文昭再一次经历了生离死别之痛，这次去世的是他年迈的老父亲。 父亲和儿子都离开了且儿子的死因还未查明，一时间钱文昭再也受不住了。为此他生出了报复的心理，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钱文昭一直在制作土炸药，经过不断的试验与改进，炸药终于制作成功了。 2006年1月6日的这天，钱文昭再一次来到乐安县人民法院，并在心魔的驱动下将随身携带的土炸药点燃。 这起事故，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还伴随着27个家庭的支离破碎。钱文昭深受家破人亡之苦，如今却因一时的冲动将这份痛苦带给其他家庭。 最终钱文昭被逮捕并接受了法院的审判，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其犯罪行为恶劣，依法判处其死刑。 杨佳， 2008年10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故意杀人罪进行了终审宣判，主犯被判处死刑。 这个犯人在此前杀害6名民警，并造成多人受伤，从这点来看，可以说是死有余辜，但是当死刑宣判下来的时候，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在为杀人犯抱不平。 今天杀人案故事的主角叫杨佳，他杀人的起因，居然只是一辆几十块钱的自行车。 一辆自行车如何导致了如此惨案，杀人犯杨佳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 2008年7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的闸北分局所在的政法大楼，走进来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情绪，仿佛他就是一个要去公安局办事的普通人，因此也就没有谁对他有什么警惕。 然而，见没人注意自己，杨佳很快拿出了多个装满汽油的瓶子，脸上也露出了近乎癫狂的神色。他先是在大厅外花坛大量丢弃汽油瓶，然后直接点起了一把大火。 随着火光四起，政法大楼外面陷入了混乱，杨佳戴着防毒面具，掏出一把单面开刃的剔骨刀趁乱进了大楼，拿着刀开对自己见到的警务人员进行无差别攻击。 公安民警以及附近保安人员的反应十分迅速，快速上前试图对杨佳进行制止。 但是由于事发突然，手中有刀的杨佳很快就造成了多名警员伤亡。在刺倒了几名警员之后，杨佳还觉得不够，在多个楼层流窜，并攻击每一个见到的警察。 最终在往楼上跑的时候，一个民警拿出电棍击倒了杨佳，随后旁边还能行动的警员一拥而上，将杨佳制服，并且扑灭其所点燃的大火。 杨佳整个犯罪行凶的过程持续了十分钟左右，但这短短的十分钟却导致6名警察死亡，5名警察以及周边保安人员受伤。 消息一出，轰动全国，上海袭警案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 由于犯罪事实清楚，犯罪后果严重，所以杨佳被捕后很快就被送到了人民法院接受审判，并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死刑。 判决书下达之后，杨佳并不服气，而是坚持认为自己的罪行是被警察逼出来的，坚决要上诉。 于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马上开始了对杨佳的二审，由于我国二审即终审制度，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在综合各方意见，基于犯罪原因以及犯罪事实的深度把握后，最终选择维持死刑原判。 最终被判决死刑后，杨佳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最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 随后，杨佳被押下法庭，与一旁早就哭红了眼睛的母亲作了最后告别。 母子二人并没有多说什么话，母亲是双手轻轻落在杨佳的肩膀上，双眼不舍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而杨佳依旧流露着镇定的神情，似乎在劝慰母亲，让她不要再为自己伤心。 一个月后，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对杨佳案的死刑判决进行了最后的裁定，杨佳于当年11月26日被注册死刑。 在儿子死后，杨佳母亲多次向有关部门以及媒体表示，自己儿子是被警察逼疯的，是被警察逼着他去杀人的。 消息一出，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杨佳的杀人动机，也就因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杨佳案的大讨论。 虽然不少人依旧坚持杨佳作为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的杀人犯，理应被判处死刑的判决结果，但是也有不少人表示出了十分愤怒的情绪，甚至一些人认为杨佳是为了正义而死的。 这两种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杨佳被判处死刑究竟是正义还是不正义，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而这一切，还得从一辆几十块钱的自行车说起。 杨佳出生于1980年的北京，父母都是体制内的编制职工，家里生活条件还不错，相对于那个年代的其他同龄人，说杨佳赢在起跑线上也不为过。 但是杨佳的童年生活却十分孤单，因为父母工作忙，基本都是各自生活在单位公寓的时间比较多，而杨佳一个人在家中根本没得到多少父母的陪伴与关爱。 家境本不错的杨佳，居然成为了一个和父母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留守儿童。 为了照顾杨佳，父母将奶奶带到杨佳身边，与其他十分溺爱孙辈的老人不同，杨佳奶奶对于孙子的教育十分严格，但是却有点严格过了头。 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奶奶经常禁止杨佳出去玩耍，这也就导致没有父母陪伴的小杨佳，在同龄人中也没有什么朋友。 童年相对孤独的生活经历，让杨佳的性格愈发孤僻，而就在这时，杨佳父母的感情也出了一些问题。 由于工作单位不在一块，杨佳父母基本很少住在一块，久而久之感情便开始变淡，进而变得不和。 本来就很少回家的父母，经常在家中，当着杨佳的面爆发激烈争吵，而一旁的杨佳只能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一切。 虽然当时杨佳还小，但是这一切在他心中已经有了深深的烙印。 在杨佳12岁那年，父母选择了离婚，跟着妈妈生活的杨佳，在随后几年里，学习也没有人关心，在中专学了财会专业后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随着压力越来越大，杨佳爱上了旅游和登山。在2007年，他听人说上海那边就业机会多，杨佳就想去看看，顺便旅旅游，于是在2007年国庆期间来到上海。 由于喜欢骑行，杨佳还花50块钱租赁了一辆三无自行车。可当时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辆三无自行车，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在10月5日晚上，杨佳骑着自行车满大街溜达。在八点半左右，他在闸北区的芷江西路与普善路口，被几名警察拦住了。 当时上海自行车失窃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打击这类偷车犯罪，上海搞了一个严打行动，在各个路口对于三无自行车继续盘查，而杨佳骑的就是这样一辆三无自行车。 警察拦住杨佳的自行车后，发现这辆使用痕迹较为明显的自行车，不仅没有牌照，连车身钢印都被弄掉了，十分符合失窃自行车的特征，于是要求杨佳出示身份证件以及说明车辆来源。 但是从小孤僻不愿意说话的杨佳，此时根本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不仅拒绝出示相关证件，连自行车都不愿意下。 于是杨佳就一直坐在自行车上与警方爆发了争执，并引来了大量的围观群众，由于拒绝调查妨碍公务执行，双方在争吵了四十多分钟后，警方将杨佳带进了附近的派出所进行调查。 根据杨佳后来在审判中的陈述，他表示自己在芷江西路派出所里，与民警继续争执，并且双方还爆发了肢体冲突，自己还挨打了。 于是杨佳当晚向闸北分局的督察支队投诉，但是督察支队来到现场后，没有证据显示其遭受人身侵犯，并且有录音与监控作证。 所以督察支队也就只好对杨佳进行疏导，直到十点多，情绪平复下来的杨佳才开始接受正常笔录配合调查，在确定车辆来源后，将杨佳放行。 而杨佳也没有回到旅馆，而是直接在派出所待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的杨佳，通过各种渠道，向公安部以及上海市公安局进行投诉，要求开除相关民警，并且要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 上海公安的督导部门经过对于相关录音、监控证据的检查，认为执法过程中并没有什么不妥，先后两次去北京进行劝解疏导，并且表示愿意给予1500元的补偿费，但是却并没有做任何道歉。 这让杨佳感到十分不满，并没有接受上海方面的和解请求，后来的几次电话沟通也不了了之。 上海警方无奈公布了当时在路口检查时的部分录音，热度也就很快散去，大家都以为这件事过去了。 谁知几个月后，杨佳又回上海了。认为没有得到警方公正对待的杨佳，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说法。 选择用暴力杀人手段换取说法的杨佳，当他犯下罪行的那一刻，他真的还称得上正义吗？ 在2008年6月12日，杨佳从北京再次来到上海，与上次来旅游散心不同，这次他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后面的报复行为踩点。 由于当时是在芷江西路派出所遭受审讯，并遭到不公正对待，所以杨佳一开始便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外面不远处的小旅馆住下，并且偷偷用望远镜进行观察。 通过几次的观察，杨佳觉得这个派出所不好下手，因为其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而且要进几道大门才能深入核心办公区。 自己要报复，肯定要携带不少东西，这么多门很难穿过去，于是观察了十多天后，杨佳回了北京。 但仅仅两天后，他又来了上海，而这一次的目标，就是上次顺带瞅了两眼的闸北分局，而目标是这里的督察支队。 相较于芷江西路派出所，闸北分局所在的闸北政法大楼就相对容易进入得多，并且杨佳还在大楼附近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小屋可以存放装备。 一切准备就绪后，杨佳在7月1日上午，利用汽油瓶点火引发骚乱后，进入了闸北政法大楼，开始了行凶报复。 虽然杨佳在行动十分钟后就被制服了，但是他已经造成了上海最严重的一起袭警案，最终被送到法庭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 当这个死刑宣判下来的时候，就有人说杨佳是被警察逼成这样的，如果不是被逼的，他不会这样做，所以不应该被判处死刑。 甚至，当时互联网上还有网民造谣，说杨佳是被殴打致失去了生育能力，才导致他在政法大楼袭警，虽然造谣者最终被抓，谣言也被澄清，但是依旧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尤其是杨佳终审判决下来时，所说的那句“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让很多人认为警察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认为应该从宽处理。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杨佳真的不足以死刑吗？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要是被害人有明显过错，且被告人的犯罪动机不那么恶劣，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不大，确实可以从宽处罚。 但是要注意，这里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有限制的。 杨佳认为自身遭遇不正当对待，认为自己的投诉无人处理，选择的报复行为足足造成了11人无关人员的伤亡，且有着十分精心的犯罪筹谋，这根本不符合从宽处罚的条件。 换句话说，在这起案件中，事态之恶劣以及不足以用案件起因来进行从宽处置了。 杨佳所提出的在盘查过程中遭遇殴打等不公正对待，在调查过程中，确实没有存在任何实质性证据，就连杨佳本人也没有提供有力证据。 在认为自己投诉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之后，杨佳通过精心筹谋，策划并实施了这么大一起的报复杀人案，所以理应负担起相应的刑事责任。 由于杨佳案起因过程中，存在不公正对待的可能，社会大众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个案件与审判结果，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我国人民法治观念的提升。 但如果时间能够回溯，杨佳能够在路口被拦下时便坦诚接受检查，警方在检查时能够更加耐心态度温和，或许杨佳的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 陈水总 2013年6月17日，福建厦门发生重大纵火案件。一辆行驶中的公共汽车被人刻意纵火，造成重大伤亡。包括纵火者陈水总在内的47人当场死亡，34人受到程度不同的烧伤、烫伤。 警方在展开调查后发现，这位纵火者与其他乘客并无仇怨，素未相识。可他还是毅然带着装满汽油的铁桶走上公交，将自己与众多无辜者烧死后，他只留下一句“没有活头了！”的遗言。 陈水总（1952年~2013年6月7日），厦门人。6·7福建省厦门BRT公交爆炸案嫌犯，事发时被烧死亡。 6·7厦门BRT公交爆炸案，是指2013年06月07日下午18时22分，发生在厦门BRT快1B线一辆车号为闽DY7396的公交车途经金山站往南500米处发生的公交车起火事故。事故造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事故被认定为刑事案件。 1952年出生的陈水总，就住局口街24号，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老三。 户口本上写的是局口街24号，但陈水总住的那间屋子，实则为局口街19号。 曾在1970年因为家庭生活来源被切断，随全家下乡，历尽艰辛于1983年回城，但没有安排住房（一家10口住28平方），没有安排工作，自谋出路直至1994年（40多岁）勉强娶妻生女，后又摆摊卖麻糍为生但摊位遭到取缔，数十年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在局口街生活了40多年的庄大妈印象中，这人“斯斯文文却不太爱说话”，路过她的服装铺偶尔会点个头打声招呼，但多余的话也没有。直到今天，庄大妈才从脑子中组装出对他的零碎印象。 即便在陈水总家对门摆果汁摊十数年的摊贩，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听说他兄弟姐妹多，七八位家族成员共同生活，其中包括一位未嫁的姐姐，一位年幼的女儿，“好像没听说他工作过，天天来来往往不知道做什么。” 而关于陈水总曾“两度摆摊被取缔”的传言，该辖区的城管中华中队负责内勤的工作人员钟晓薇告诉早报记者，他们在昨日早上接到上级领导的核查通知，特地到陈水总的家附近走访过，并调阅过近八年的卷宗，但并没有关他的执法记录。 2012年有一段时间，陈水总去了离家五百米左右的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月薪1945元，有养老和医疗保险。 2013年06月08日，记者从厦门市政府新闻办获悉，经公安机关缜密侦查，7日发生在福建省厦门市的公交车纵火致多人死伤案件告破。犯罪嫌疑人陈水总被当场烧死。 案件发生后，随同国务院工作组于8日凌晨一同抵达厦门的公安部刑侦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专家，立即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开展案件侦查工作。经过现场勘验、调查访问和物证鉴定、DNA比对，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厦门本地人。经警方深入、细致地侦查和技术比对，并在其家中查获遗书，证实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2013年6月9日中午，记者来到厦门局口街24号，这里已被警方封锁。记者看到牵着警犬的警察进出一扇不到1米宽的铁门，铁门后面是一条长约30米的小巷，尽头便是陈水总的家。其家人不时出来粗暴地驱赶在铁门外围观的各路媒体记者。附近一位老太太提醒说，这家人比较蛮横，让记者小心点。 随后，有记者在网上发消息称，“嫌疑人陈水总的二哥说，弟弟之前曾领过低保，后来外出打工低保被取消，弟弟因此上访。他最后见弟弟是昨日下午，当时弟弟并无异常，独自一人离开家”。 下午，记者先后到陈水总所在的思明区中华街道中山社区及他多次上访的思明公安分局核实情况。中华社区居委会主任说，她从没见过陈水总，对他的情况不了解。而思明公安分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官员告诉记者，陈水总家确实比较贫困，但他在微博上反映的问题是一面之词，并不符合事实。他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回到原籍厦门郊区马巷，13年后迁回厦门岛内。关于户口问题，他提出申请的证据不具说服力，所以户籍部门没有给他更改年龄。 以下是陈水总2013年06月06日发布在腾讯微博（账号@xiamen163163已失效）的微博日记，共12条按发布时间先后顺序整理如下（原文）： 2013年06月06日18:52 草民陈水总，现年60岁，初小文化，住厦门市局口街24号，1970年因家庭生活来源被切断，草民随全家下乡，历尽千辛万苦1983年回城，没有安排住房一家十口住28平方，没有安排工作，自谋出路直到94年勉强娶妻生一女，穷家添口倍感拮据，96年更大厄运又至，赖以维生的摊子被取缔，草民四处求诉无门，靠亲友借贷度日，不得已在家门口支一个50公分大小的玻璃柜卖麻糍，由于本小利微，勉强度日，虽有心给当权者送礼但家贫如洗有心无力，没多久又被取缔，无奈在某些人的白眼下打零工艰难度日，苦熬至今60岁盼能办理退休，苟延残喘，万没想到户口当年迁移过程，派出所把年龄填写错误，社保不予办理，找公安改错又到处踢皮球，草民年纪已大工作又难找，数十年来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下，家无余粮给草民果腹，绝望中冒昧向您秋季（求救），给条活路。 2013年06月06日19:26 我的上访日记，2013年3月7日我拿着户口底册复印件和身份证到思明公安局户政处办理年龄更改，一下想，那董科长一句证据不足就把我挡回来了，无奈道市府访局把情况诉说以求解决。 2013年06月06日19:29 2013年3月25日按照董科长的要求到中华派出所思明档案局，马巷派出所，翔安区档案局把能找的材料拿来，董科长一句材料不足又把我挡住了，没办法再上一信访局，把这些单位不提供材料情况申诉。 2013年06月06日19:33 2013年04月18日本以为该说明的情况都已说了，这下该办理了，不料董科长又以准迁证未写年龄为由，不予办理，真是当官张一下嘴，草民跑断腿，中华派出所当时只拿半张的准迁证给我，这还是看在您董科长的面子给的，再说这材料是你们公安机关写的，无奈再次上访，说明情况。 2013年06月06日19:35 2013年5月7日按信访局要求今日60天无期限已到，到分局领取书面答复，但董科长不予答复，伩访办人员让我10日局长接待日，找局长。 2013年06月06日19:46 2013年05月10日今天一大早，7点多就到锌粉办等局长，到快9点，董科长才到一来就拿出准迁证的另一半，我到中华派出所5 6 次没能拿到对我说这准迁证写错了，是公安局的错，要公安局先改准迁证，我才能更改身份证，我只好拿着他给我的半张准迁证到公安局信访处，见到杨科长我一说情况，杨科长大怒，30年了，还更改什么，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说历史遗留错误就不能更改吗，杨科长怒火稍息，说这是户政科忽悠你，我就跟分局伩访联系，伩访说那你13日来分局吧。 2013年06月06日19:48 2013年05月13日今天又到分局，伩访和董科长联系，董科长就说他公休20日再说，联想到董科长的多次忽悠，真不知他公休是真是假，中华派出所多次说没有的材料他能变出来想想自己一个草头百姓，又无钱孝敬，被忽悠，应真客气，董科长书面答复未给，也只有叹气。 2013年06月06日19:52 2013年05月20日今天是一个女的自称督察室的，带我到董科长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商量，那个女的说他在派出所多年这样不能办理，无户口底册没收，后来董科长又说这份材料是真是假，他要去调查再说这份材料放在分局一个多月，他竟然还不知真假，再说有拿公安机关出具的假材料去公安机关办事的傻子？大权在手爱说啥是啥。只怪自己无钱无权。 2013年06月06日19:53 2013年05月24日已到董科长承诺一星期答复的日子，但是又被忽悠了，分局众口一词开会去了。 2013年06月06日19:55 2013年5月27日再到分局找董科长，又被告知开会，追问伩访办答复全家年龄都写错了，要请示到信访局又推说要到公安局，到公安局又推说到分局，真是官字两个口，把以前的错误都能作为拒办理由，开始踢皮球。 2013年06月06日19:57 2013年06月06日终于等到董科长的答复，他拿出83年市政府回城审批表说市政府写错没办法改，草民不得已又到市里问。市信访局说市政府又不管户口的，年龄填写也是按公安局提供材料写的，今天总算明白衙役猛如虎的含义。 张扣扣 2018年2月15号农历大年三十的当天，张扣扣在这家院子里正常的洗着衣服，不过张扣扣今天的神情十坟异样，不断的在像村外的王家望去，当天上午张扣扣父亲和自己的几个堂兄弟按照当地习俗上后山烧纸上坟，张扣扣借着洗衣服收拾屋子的理由就没有跟去，然而张可可之所以不跟着他们去，是因为他在预谋着一场大的杀人案。 2018年2月15日，张扣扣持刀致2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抢救无效死亡；2月17日，张扣扣投案自首。 2019年1月8日，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对张扣扣判处死刑；4月11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张扣扣的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17日，张扣扣被执行死刑。 1996年8月27日，犯罪嫌疑人张扣扣之母汪秀萍因琐事与邻居王正军、王富军（王自新二子）发生争吵并厮打，汪秀萍遂拿一节扁铁在王正军左额部及左脸部各打一下，王正军即捡起一根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下，致其重伤后死亡。 1996年12月5日，当地法院对该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正军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成立，但王正军未满18周岁，且能坦白认罪，其父已代为支付死者丧葬费用，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对引发本案起因上有一定的过错行为，应当对被告人王正军从轻处罚。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7年。关于民事赔偿部分，被告人王正军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但鉴于被告人王正军系在校学生，又未成年，且家庭经济困难，确实无力全额赔偿，故酌情予以赔偿。被告人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一次性偿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经济损失9639.3元。宣判后，检察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抗诉，被告人王正军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然而，根据张扣扣父亲张福如和姐姐张丽波的陈述，使用木棒打死汪秀萍的是王家的二儿子王富军，并非法院最终认定的三儿子王正军。张家人称，由于王家长子王校军“当官”（案发时在当地的庙坝乡政府任党政办主任），故不少人为王家做了假证。至于民事赔偿部分，除去王家之前已经支付的8139.3元丧葬费，张家最终只拿到了1500元的赔偿。但是，张家并没有选择上诉或者申诉。 张扣扣母亲死亡那年，县法院的一审判决下来，张福如不服，他找人写了“状子”，在1996、1997那两年频繁奔波上访。他还到西安找到省政府上访。张福如回忆，他当时的诉求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枪毙王正军，另一则是经济赔偿25万元。 上访几年都无果。“人家儿子是国家干部，”张福如回忆说，“那时我很穷，连一双鞋子都买不起。当时没有照相机，如果把我的那双鞋子照下来，你们可以看一下。”2001年，张扣扣已经当兵去了，张福如带着女儿张丽波又去了省政府。他们在省政府门口“大吼大叫”。后来张福如一个在西安“当干部”的五叔出面，不让他这么上访。张福如说他看在这位五叔的面子上，就没有再去。这成了张福如的最后一次上访。这么多年来，张福如还保存着那几年奔波上访的一些车票。 2018年7月31日，张福如（陕西汉中市“2·15”故意杀人案嫌犯张扣扣之父）以“原审判决定案证据不确实、充分，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应予排除；认定王正军犯故意伤害罪定性错误，王正军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等为由，向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并以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对（1996）南刑初字第14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执行错误为由，向该院申请国家赔偿。 2018年10月19日，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申诉人张福如对原南郑县人民法院（1996）南刑初字第14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提出的申诉，对其申请国家赔偿不予受理，并向其送达了驳回申诉通知书和不予受理案件决定书。 2018年11月15日，张福如以原申诉理由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由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合议庭成员认真阅卷，并赴汉中市南郑区详细询问张福如本人、原侦查人员、原审出庭辩护律师和原审法官；走访相关知情人员，调取相关证据材料，针对申诉理由逐条进行分析评议。全面审查了原审被告人王正军案发时是否未满十八周岁、是否存在为其兄“顶包”及附带民事赔偿部分上诉等问题。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原审庭审中公诉机关提供了当时的户籍管理机关出具的被告人王正军户籍证明，本次审查中又调取到王正军当年所在村的原始户口登记簿，该登记簿明确记载王正军出生于1979年4月23日，案发时十七岁四个月，系未成年人；另原判采信的张福如和其女儿张丽波的证言以及多名目击证人的证言，均能证实伤害致死汪秀萍（张福如之妻）系王正军一人所为，该案不存在所谓的“顶包”问题；张福如对附带民事赔偿虽口头表示上诉，但之后既未向原审或上级法院提交书面上诉状，也没有向法院口头阐明上诉理由和请求，在上诉期满领取民事赔偿款时，未对判决确定的赔偿款数额提出异议，也未提出继续上诉的请求。同时，对张福如提出的其他申诉理由，经审查认为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新审判的情形。 据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判决并无不当，故张福如的申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2019年1月3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申诉人张福如对原南郑县人民法院（1996）南刑初字第14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提出的申诉，并向其送达了驳回申诉通知书。 张扣扣对1996年王正军故意伤害其母致死一事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王家。 2018年2月15日，张扣扣在自家楼上观察到王自新、王校军、王正军和亲戚都回到其家中并准备上坟祭祖，张扣扣戴上帽子、口罩，拿上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刀尾随跟踪伺机作案。在王校军、王正军一行上坟返回途中，张扣扣持刀先后向王正军、王校军连戳数刀，随后张扣扣持刀赶往王自新家，持刀对坐在堂屋门口的王自新连戳数刀，致2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抢救无效死亡。然后张扣扣返回自己家中，拿上菜刀和事先装满汽油的酒瓶，将王校军的小轿车玻璃砍破，在车后座及尾部泼洒汽油焚烧，之后张扣扣逃离现场。 2018年2月16日21时许，犯罪嫌疑人张扣扣欲潜回家中取钱，被巡逻民警、武警发现后翻墙趁夜逃脱，随即警方再次组织地毯式大搜捕行动。2018年2月17日7时45分，犯罪嫌疑人张扣扣到新集派出所投案自首。 欧金中 2021年10月10日，福建莆田市平海镇上林村村民欧金中行凶致邻居一家五口2死3伤，之后携带凶器出逃。案件甫一爆出，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虽然莆田警方“不存在涉黑涉恶情况”的回应否认了欧金中求助帖中的“村霸”描述，但事发地秀屿区政府对当事两方的土地问题争议予以了证实；该村村主任也表示，村委会在双方中间多次调解，可见效甚微。从多方交叉印证的信息可知，冲突是因盖房子问题而起，之后久拖难决。 此刻，许多细节尚未厘清，我们不宜臆断先行。人们同情“被欺负者”可以理解，但这份同情不宜延展为对暴力的认可。 有两点常识有必要重申：第一，即便是私力救济，也不该诉诸暴力，暴力本身的非正当性不能被罔顾；第二，判断是非好坏的前提，是真相悉数浮出。 与“山东辱母杀人案”和“昆山龙哥被反杀案”类似，大多数人反应强烈，指向的并不是赞同暴力，而是希望案件得到兼顾情理法、经得起时间检视的公平公正处理，让所有不法行为都能得到法律一体适用的公正评判，而不是只看到“果”没看到“因”。它投射的，更多的是公众内心深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期许。这种期许应该得到及时的回应。 不止如此，有关方面还应尽快行动，及时回应那些未竟之问：欧金中此前网帖反映的多次反映诉求无果情况是否属实？这里面是否存在基层干部不作为的情况？村委会的多次调解是否充分顾虑了欧金中“有房子可住”的基本诉求，进而尽早着力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定就会导向基层不作为的结论，恶性事件经常有其突发因素，但那些合理追问当被正视和直面。 事实上，查清悲剧之“果”背后的现实之“因”，弄清来龙去脉与杀人动机，也能在依法惩治暴力之外，追求更深层次的求解，继而尽可能地避免“下一起”。 老实人被逼上绝路制造灭门惨案或重大血案的事件，为什么上一起还来不及警醒，下一个又冒了出来？ 是社会戾气太重，还是公道被失序了？ 刚进入盛夏5月，仅仅在两天时间里，就发生两起悲伤的惨剧！ 先是5月10日17时许，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西李村支书刘继杰一家三口被杀害。 这起事件的起因，网传是有钱有权名下有着数家公司村支书15岁的熊孩子，对学校另一女生实施校园霸凌还做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禽兽之事，导致女生至今精神失常。 女生父亲本是个博学多才，还到西藏支教过的高中老师，面对女儿被欺负糟蹋后，报警将熊孩子抓了。 奈何熊孩子的父亲神通广大，将儿子捞了出来。 更气愤的是，女生父亲多次与村支书家沟通，希望能为女儿被侵犯的事讨个说法，但多次沟通无效，找中间人说和也无效，村支书家反而越来越嚣张。 最终，女生的父亲采用最原始的方式，为女儿复仇雪恨。 这起血案发生的次日，辽宁东港市马家岗村，又发生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一村民在村子里面疯狂砍杀致11人死亡。 据知情人透露，造成这起凶杀惨案的嫌疑人，是村里的一名杀猪匠！ 杀猪匠的作案动机，疑似与村民因几垄地产生了土地纠纷，与他产生纠纷的村民，是村长家的亲戚。而村长在处理这几垄地导致的纠纷问题上，并没有公平公正的处理，而是偏向了他的亲戚一方。 这让杀猪匠因此怀恨在心，长期以来积攒的新仇旧恨加在一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持刀砍向了包括村长老婆在内的一干亲戚。 检索发现，近年来，因受到不公遭遇，怒而制造血案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太多太多了。 其中，欧金中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2021年，时年55岁的欧金中，在办理了合法建房手续后，却因为邻居的恶意阻拦，多年来一直建不起房，只能带着八旬老母住在凄风冷雨的棚子里。 多年来，他举报无果，投诉无门！ 欧金中也曾试图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不停地上访，给各个部门写材料，甚至学着上微博写小作文，但最终都无法获取公众的眼球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他的正义得不到声张，他的权益得不到维护。 看着满脸悲苦的家人，他对着邻居一家举起了刀。用一场惊世骇俗的血案，得到了他渴求的关注。 在被警方追缉的日子里，全国上下惦记着他的生死，了解着他的故事，感受着他的无奈与悲痛。 “他是可怜的人！”大多数人如是说。 最后，他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匆匆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公众无不叹息，哀其不幸，悲其不法。 杀人犯欧金中，何至于此？ 是他内心太邪恶，还是他戾气太重？ 非也！ 现实中，欧金中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农，他曾见义勇为不顾自身安危救过人，甚至连海里的一只海豚受伤了都会救助。 所以，将欧金中逼上绝路的，是公道的失序，正义得不到彰显的结果。 当正义不彰，公道失序的时候，每一起血案的发生，都不会是偶然，只会是必然。 2022年10月14号，黑龙江省肇东市年近7旬的残疾老人隋广义，家里耕种了29年的土地，莫名其妙被前副市长孙某志霸占了不说，还要求他赔偿80万。 诉讼期间，孙某志还传话给隋广义，“如果我败诉了，我走方圆百里跪着走，见到一个人就叫爷爷！” 在输了官司又投诉无门的情况下，隋广义爆发了，持刀将刚退休时间不长的前副市长孙某志杀害，然后自杀。 隋广义去世后，当地村民们纷纷为他敬献花圈，并在围住花圈的白色条幅上写道：沉痛悼念老英雄隋广义为民除害……百姓永远怀念您。 送葬队伍据说延绵几里! 是的，当恶意肆无忌惮的时候，就不要怪被逼上绝路的老百姓以命相搏。 类似的血案和教训，欧金中不是第一个，为女复仇怒杀村支书一家三口的中学教师，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而这样的案例如果要书写下去，还会很长，很长。 我们还需要直面的是，如欧金中之类正遭受不公却又投诉无门的人，在当今社会又还有多少呢？ 我的答案是：还有很多。 我担心的是，这些人，他们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愤怒之火，充满了对正义不彰的失望...... 他们距离欧金中，就是一根导火索的距离，缺的是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才是真正让人恐惧的地方。 而要如何破解这一社会难题，我想应该是让每一件冤案都尽可能的得到纠正，让每一件社会矛盾都得到公正的解决和处理，让每一个公民都在公平正义的阳光里自由的呼吸。 如果法律都不能悄无声息地保护那些不名一文的弱者，如果正义之光都不能敛声息语地普照那些心怀正念的良人。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真正的充满阳光！ 杨功迅 20230128虎年腊月二十八，距离兔年春节只有两天之遥，神州大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烹饪美味佳肴，准备着除夕的年夜饭，一派喜庆祥和，只待新年的钟声敲响。此时，浙江平阳，平地一声惊雷，村民杨功迅手持利刃，杀害了村支书以及另一名村干部两家六口，制造了惊天大案。 据当地知情人士爆料，杨功迅家和村支书是邻居，杨家的老宅基地面积比较大，村支书一直要强占杨家的一部分宅基地，杨家肯定不愿意，为此得罪了有权有势的村支书，村支书经常找茬报复。杨家该得的土地征用款5万元，被村干部克扣截留，只到手了3万元。 杨家先后两次建房，被村干部以各种名义刁难，视为违建推倒。杨功迅的父亲为此事弄得被关进监狱，致使身体残疾，最终被气死。杨功迅为此到各级上访，上访信中途被村支书截获，被关进监狱三年，还诬告杨是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达两三年之久。 祖传宅基地是村民的命根子，犹如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可霸道强势的村支书非要强占。一个普通村民，两次建房花光了多年积蓄，房子被无理推倒，搁谁也咽不下这口恶气。 几年来，杨功迅与欧金中、杨佳、胡文海一样，上访也上访了，向有关部门也反映过了，该走的路都走了，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可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自己近乎家破人亡，杨功讯终于爆发，酿成了六死二重伤的惊天血案，让一村三个家庭陷于毁灭。 从照片看，杨功迅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村民，当他遭遇不公时，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无奈之下，他选择了最原始的以暴制暴的方式，令人唏嘘不已！ 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当杨功讯遭遇不公，所有能行得通的路对他都已经关闭，社会给他出了一道难题，杨功讯凭借一己之力已然无法解开，他不得不铤而走险，手刃仇人，报仇雪恨！ 剥夺他人生命是非法的，任何人即使有天大的冤屈都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反对杨功迅的极端行为，但走投无路的他还能怎么办？作为底层的平民百姓，我们只是同情他的遭遇，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那些不讲缘由，一味站在法律高地简单指责杨功迅的人，有多大意义？ 痛定思痛，做好善后的同时，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基层的治理方式、治理水平不适应时该怎么办？当矛盾纠纷在基层无法解决时该怎么办？一些村干部选人不准，不为老百姓办事，反过来仗势欺人，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与群众争利，才是最该引起重视的！ 如今，杨功迅用最无奈、最原始的方式解决了社会给他出的难题，让三个家庭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训深刻。但是，他也给社会出了一道难题，你们不是说我是神经病吗？而且还把我关进精神病院那么久，既然我是神经病，按照法律规定，精神病人犯法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杨功迅杀人不是一般意义的杀人案那么简单，需要有关部门调查清楚前因后果，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人员也要追究责任，司法机关要智慧慎重办案，给涉事各方一个公平公正的交代，方能平息社会舆论，回应社会关切。 如果精神鉴定被判为造假，那么就会牵扯出包括村干部还有精神病院医生和领导的一系列法律责任了，那么明显就会体现出杨某迅被迫害在先，这也给到法庭上对于杨某迅的同情分。他如果真是鉴定有精神病，杀人是无法偿命的。 正常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杨功迅杀害六人肯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一些基层组织的“掌权者”，他们欺压百姓、徇私舞弊、断人钱财，把人往死路上逼，比旧社会的“南霸天”“刘文彩”还要恶毒。对于这些“掌权者”，也需要法律的审判严惩。 一些网友对杨功迅这起杀人案件也进行了分析：浙江平阳县杀人案太尴尬了。1、嫌疑犯之前因维权上访被鉴定为精神病，被关了三年。2、嫌疑犯出来父亲死了，老婆跑了，等于家破人亡了。3、嫌疑犯采用鱼死网破的方式造成春节惨案，舆论一片哗然。 尴尬之处在于：他如果真是鉴定有精神病，杀人是无法偿命的。从他行为观察，目标明确、目的性很强、不伤及无辜来看，他可能是正常人。他如果是正常人。问题就严重了。他之前上访、被判定精神病是谁接待的？谁鉴定的？谁操作的？谁拘留的？都要查清楚严格追责。 有句话叫做“正义永远不会缺席”但是有些事情，面对现实，迟到的正义往往难以挽回悲剧带来的严重后果！不要说杨功迅有多偏执，如果当初各级政法机关有一级能公平为杨迅伸张正义，杨功迅就不会不顾一切用如此极端的方式为自己找寻公平正义。 杨某迅的行为，充分证明了他就是一个匹夫，这样的匹夫，却令人三思，也对全国的基层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不要欺负老实人，逼得人家没有了活路，说不定你们会用全家人的命去换。 杨某迅在杀人的时候，有村民看到，但不敢上前，只远远地拿着手机拍摄，他朝着村民喊了一句“躲远点，我不想波及无辜”。可见杨某迅的心底还残存着一点人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性，在伤了一个未成年女孩之后，没有下死手，而是放过了女孩。 如果杨某迅的利益被侵犯之后，他的诉求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那么，这宗血案就不会发生。归根到底，导致这宗血案的，还是在基层干部的身上。 我们国家三令五申要求“人民至上”，以“群众的利益”为主，可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某些强势群体手中的权力在作祟，心理失去了平衡，有些基层干部便已经蜕变，不再是为村里乡里造福，带着群众一起发家致富的领头人，而是成为相互勾结鱼肉百姓的恶势力。在恶势力的欺压下，老实人敢怒不敢言，一而再再而三地欺压，被凌辱，但无论什么人，都有做人的底线，一旦突破了底线，后果非常严重。 在这起案件中，杨某迅可悲可痛，他在杀第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想过自己不会活，所以他只想杀更多的联手欺负他的人。 在心理上，我认为杨某迅非常正常，也非常理智，他并没有因为家庭出事而憎恨村民，盲目残杀无辜村民 ，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杀人，他并没有报复社会，而是报复欺负他家的人：谁让他家破人亡，他就让谁家破人亡。 这几年，不断有基层干部被村民所杀的案件，究其原因，还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导致的。因此，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对基层干部进行重新考核与管理，真正实施民主监督作用和举报诉求，如果基层的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的惨案，还会继续发生。 我不赞成杨某迅这种杀人的行为，在文明社会，应该还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再不济，可以寻求媒体和律师相助。 在这里，我也劝告一下基层干部，虽说基层工作很繁琐，既然已经干了，就应该秉着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方式去做，绝对不能仗势欺人，你有一家老小，如果作恶做多了，一旦人家杀上门，后悔就晚了。 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我能够理解杨某迅的苦衷，他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等待他的，只会是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的那种。只能沿用冯小刚的一部电影名字：一声叹息！，应尽快给出前因后果以警后人。 这起案件，希望能够给所有的基层干部敲响警钟。对于案件的真相，希望官方给出一个准确通报，最起码让大家知道杨某迅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以免网络上以谣传谣，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公、检、法、司，杨某迅有什么委屈或者不服，可以当面锣对面鼓地说出来，可以告诉有司和世人，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杀人？把一切是非恩怨，都放到法律这杆秤上。 最后，我也想对工作在基层的每一位官员说，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不给另外一个人路走的时候，那么他必然会走上一条绝路。弱者不是总被强者践踏的，这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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