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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申诉案件、不直接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裁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上诉申诉，最终是信访再信访。据了解，最高检、最高法每天的申诉信访量都大到几百上千件，绝大多数申诉都被批转地方司法机关或原处理司法机关，地方司法机关通常都是驳回当事人申诉请求。 如聂树斌案，即便出现真凶，河北省高院依然驳回聂树斌母亲的申诉，直到最高法院指定山东省高院审查才得以立案再审纠正。我国的刑事错案申诉再审制度实际上是以“自我纠错”为主的，即一般都是由当年办案的司法机关或其上级机关去决定再审和改判。 从表面上看，冤案在我国似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无辜者及其家人可以随时随地到最方便的地方伸冤维权。但是地方司法机关自我纠错的弊病却是不言而喻的，趋利避害是人的基本行为模式，否认甚至掩盖自己的过错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因此，冤案的制造者往往不愿意承认错判，其中有些人甚至会想方设法去阻碍翻案。 特别是一些冤案是由公检法通力合作或者政法委协调的结果，即使那些司法机关的领导没有参与错案的制造，但是考虑到部门利益或同事关系，不愿意得罪兄弟单位和部门，往往也会采取推诿或回避的态度，不去触碰那可能得罪同事或朋友并间接损害自身利益的“烫手山芋”。 也就是说，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是不损害自己或部门的利益，不损害绩效考核和业绩，不影响单位与单位之间、自己与领导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司法机关自我纠错的制度设计不符合人的行为规律，也违反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的法律常识。 由原审法院审查自己负责的案件，本身就与回避原则有悖，也容易引起申诉人的不信任，导致申诉滥的现象，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法院审查案件的精力，使漏查错查出现的可能性加大，不利于冤案的纠正。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最高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当前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必须要实行直接审判，绝不能犯官僚主义发回当地重审，让当地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判决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 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审判，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公正审判，严格追责，地方法院的法官就不敢不公正审判，地方法院的法官不敢不公正审判了，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自然就减少了。 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不实行直接审判，把上诉申诉的案件一级一级地向下转，转回当地查处，必然会导致老百姓状告无门，造成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国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本来就是为了让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人民上诉申诉而设的，所以，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不实行直接审判，袖手旁观一转了事，最高人民法院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公正司法，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的仅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对党对国对人民危害极大。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 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长期执政。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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