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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允许状告无门者自行执法、权贵们才能不敢胡作非为
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民的权益，绝对不是为了欺压掠夺人民，自然正义高于一切。自然正义是个体拥有的最后人权。什么是自然正义？暴力，是人民得不到法律公平正义的最后合法权利。 作为个体的人，需要法律来保护自己。如果法律虚设，权贵们得不到法律的惩罚。那么，民众就与法律一样，有权采取暴力手段获得公平正义。所以，法律应当允许状告无门者自行执法，才能使权贵们不敢肆无忌惮地违纪犯法胡作非为。 有此法律规定后，权贵们就不敢肆无忌惮地违纪犯法胡作非为，权贵们不敢肆无忌惮地违纪犯法胡作非为了，就不会产生状告无门的自行执法者。关于法律应当允许状告无门者自行执法问题，顺便小议一下由此激活的同态复仇与复仇文化。 所谓的同态复仇，是一种复仇习俗，氏族、部落成员或集体在遭到外来伤害时，受害方给对方以同等的报复，以命偿命，以伤抵伤，加害者氏族或部落则交出惹祸人，以求得整个氏族或部落的集体安全。 执行同态复仇往往由受害者近亲进行，这样的剧情在影视剧中比比皆是，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曾经的胡文海、杨佳、陈水总、张扣扣......人们记忆犹新。复仇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另一奇葩，抗日也好，剿匪也罢，“为XX报仇”响彻云霄，勇气倍增。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更是耳熟能详。倘若打开汉语词典或者网上搜索一下，复仇的成语及典故成百上千。无论是人治社会还是法治社会，都会有以强欺弱、仗势凌人甚至无恶不作的团体与个人，法律一旦失去公平正义，甚至为虎作伥，那么，复仇与复仇情结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没有喝过洋墨水，不知他国是否有怎样的复仇文化，“恐怖袭击”与“恐怖组织”应该比张扣扣有过之而无不及吧！我曾呼吁从轻惩罚张扣扣，才能使有钱有势的权贵们不敢肆无忌惮地违纪犯法胡作非为。 被理屈词穷的<<法制日报>>祭起反恐的大旗，批我是在“开法治倒车”，“点赞”张扣扣，为杀人嫌犯叫好，看似打着正义的旗号，实则混淆了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是非观。但新京报又说在法制不甚健全的社会，或许行得通，这无形中也赞同了我的观点。于是我突发奇想：倘若35岁的未婚青年张扣扣不是为母报仇杀人，而是因为争抢女朋友而杀人，会否在3000万光棍中引发“犯罪复制效应”？到底是谁在“开法治倒车”，悲剧产生的根源在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张扣扣虽然杀人不对，但我能理解这个人的苦衷。他走上了绝路，你说他太偏激，可是他已经用尽了所有能用的所谓正确方法，却得不到任何解决。我认为，国家应进一步明确信访工作中考核的制度，一是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二是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要依法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司法的初衷，应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社会之公平正义，即为最广大民众心中之公平正义。应当将每个案件、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中考量罚，不能只究其果不究其因。我曾说过，如果非要斩杀张扣扣，后果十分严重，将会造成无数滥杀无辜的同类案件发生。杀一个，死，何不杀十人，百人？逼张扣扣变杨佳、胡文海、陈水总。司法不公，违法在先。张扣扣只不过是启动了“自然正义”模式。何罪之有？ 即便是有罪，绝对不该死! 法的公平，比法的严峻，更有社会约束力。 当前，中国的法律是有，但并无真正实行，而且司法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就当作实行了，“任何刑事案件也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司法机关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张扣扣是在杀母凶手得不到法律相应制裁和其父多次上访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才去杀了凶手的，司法机关应当尽快释放张扣扣，才能震慑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犯罪分子。当个体无法得到法律的公平，自然法则，就是最后的正义。 既然法律无法保护我，我何不自己来？这就是全世人的心理。张扣扣杀人无非就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大家讨论的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以暴制暴的社会问题，还包含人性善恶问题，以及何为正义、如何维护正义的思辨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因为外族入侵而合法杀人，那是为了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壮举。而同胞杀人却不能得到惩罚，受害者就不能用同样的暴力拿回正义？扪心自问，如果是我，也许我也会视生死不顾，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拿回属于我的正义。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我看来，这其中“执法必严”是最重要的，因为古人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执法的公平性是最重要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他偷个自行车，拘留十天，我偷个自行车，就判我五年，这不公平。所以，张扣扣一案的重点就在于：当年对王家人的判罚，是否公平？如果王家人当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按照当时的法律，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量刑，那么这个案子就结了，张扣扣没有复仇的理由，他今天的行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行径，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如果22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那个秋天，王家人依靠自己的势力摆平了司法，根本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张扣扣今天的行为，就充满了正义感：他是在替司法说话，他是在完成当年法律没有完成的事情。他隐忍了二十年，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了世人，什么叫“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杀了我的母亲，那么不管过去多少年，你们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如果连这个公平都达不到，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母亲，都可以被随便滥杀。所以，如果当年的判罚不公，那么不仅是王家三人，还有当年参与办案的人，那些徇私枉法的人，他们都该死。 人生在世，有两大仇不可不报：杀母之仇，夺妻之恨。就是一条狗，你踩了它，它还要跳起来咬你，何况一个人？如果我们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连狗都不如。张扣扣的行为，充满了绿林气息，他求的是一种江湖武侠式的“公平”，就像郭靖拿着剑对郭芙说：“你伸出右臂来，你斩断人家一臂，我也要斩断你一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种公平，本来是应该由法治来给张扣扣的。 但现实，逼着他走出了这武侠的一步。相信很少人会有这种体验：在十来岁时，亲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而且凶手还得不到法律相应的惩处，这种仇恨，恐怕就算过上十辈子也无法消弭。但张扣扣背负着这样的仇恨，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他不杀一个女人和孩子及无关人员。他说：与你们无关，我只杀他们。只惩罚该死之人。如果当年的司法不公，那么，张扣扣的行为就是公正的司法程序。 请问法制日报，当法律迟到或缺席时怎么办？人民有冤同级告不了又不可以越级告怎么办？何况，当前还有很多地方政法机关还把上访当作犯罪处理，把上访人抓回去拘留判刑，如果张扣扣不自己执法惩处罪犯，违纪犯法的人怎么能得到法律的惩罚？所以，我还是认为，在当前法治仅是精神的时候，有了张扣扣，才能使权贵们不敢仗势欺人胡作非为。不判张扣扣死刑，才能使以后的张扣扣不会报复社会滥杀无辜。不判张扣扣死刑，才能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轻判张扣扣，会造成复仇泛滥，弄得人同兽类，国将不国。我认为，惩杀张扣扣，社会才真的会乱套了，权贵们会更加目无党纪国法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导致官逼民反，党失政权国家混乱。由国家公权力，取代个人对他人的生杀予夺之权，这是人类发展、文明社会的必须。但是，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报复制度，只不过换了主体，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上。人类的复仇愿望是很难消除的，私仇丛生，正是因为法律缺失，坏人得不到有效惩罚，正义得不到伸张所致。仅仅有法可依是不够的。要让原始的私力救济绝迹的，不是司法限制而是司法公正程度。 司法公正是离不开民意参与的，司法审判更不能违背人之常情，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长期以来，在一些热点公共案件中，总有某些声音指责“舆论绑架司法”、“民意破坏法治”，甚至个别司法人员表示“不亲自看完案卷，就评论判决的是非对错，就是耍流氓”。 强调审判独立是对的，但试图以“专业的借口”堵上悠悠众口，却是对民意的漠视。任何判决都不应刻意逃避民意的议论，无菌室的司法是无法赢得公信的，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司法应该有一只善听的耳朵，倾听民意，在法律提供的自由斟酌幅度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合理民意应该尊重，公正司法才能真正实现。司法领域的民意，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性这一首要特征。基于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认识，民意对司法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包含着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期望。司法的本质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映的正是民意的目的，因此，从应然状态而言，民意的目的正是司法所追求的结果，二者应该是统一的。 民意的表达是对司法的有力监督，亦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监督是一种约束，它可以制约被监督者滥用权力，保证监督者目的的实现。由于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的本质与民意的目的一致，这使得民意监督司法成为必需。民意也只有对司法进行监督，才知道司法是否实现了其目的。司法过程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通过立法表达的民意能否在司法中得到实现，这是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当司法的各项活动置于民意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公开审判过程，最为详尽地公开裁判理由，最大范围地公布法律文书，使整个司法活动公开化、透明化，司法过程中的不公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司法也必然会朝着体现民意的公平正义道路前行。 另外，有些地方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裁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造成信访局门庭若市，而国家信访局实质上仅是一个收转局，一般是把上访（上诉和申诉）的案件收了一级一级地向下转，最后还是转回当地查处，无形中导致老百姓状告无门，造成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像胡文海、陈水总、杨佳、张扣扣一样，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最高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当前法院院长不是真正由民选、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要直接审判，绝不能犯官僚主义发回当地重审，让当地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判决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审判，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公正审判，严格追责，地方法院的法官就不敢不公正审判，地方法院的法官不敢不公正审判了，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自然就减少了。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场善、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仅仅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是利民又利党国的。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对党对国对人民危害极大。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 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即使没有外敌入侵，大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中央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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