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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新刑事诉讼法生效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能够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成为了侦查部门重点研究的问题。由于同步录音录像本身具有客观性、动态直接性，使其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办法，也就是说，同步录音录像在侦查阶段的广泛使用的基础，就是为了解决证据收集程序合法与否的证明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在增强辩方地位的同时，当然也使侦查部门所提取的证据，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口供和证人证言，产生了潜在的不稳定性，即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翻供的机率上升了。但对于侦查部门而言，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翻供是刑事诉讼中常见现象，而且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犯罪嫌疑人翻供而言，新刑事诉讼法虽然依然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问题，但由于它更强调控辩式的庭审结构和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事实上是要求侦查部门在侦查中尽可能少地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或者说，在侦查过程中，当犯罪嫌疑人口供对刑事指控有利时，它的意义是引导侦查部门尽快收集更多、更全的证据和发现其他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当犯罪嫌疑人口供对刑事指控不利时，它的意义是引导侦查部门全面收集各种证据，以反对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侦查部门应当主动适应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要求，深化对侦查策略和手段的理解与运用，充分收集间接证据。而审查起诉和审判部门也应当适应新的刑事诉讼要求，在对证明标准的把握上减少对被告人交待的依赖性，加强对间接证据的研究与认可。对证人翻供而言，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证人合法权益是什么？如何能够对其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是如何落实证人义务，其主要是内容是：如何确定证人的伪证行为？在证人作伪证时，如何能够确定他的责任？当伪证行为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时，伪证者的责任又是什么？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刑事诉讼法律体系进一步的发展与规范。 所以，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证人翻供都不是同步录音录像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犯罪嫌疑人交待或者是证人证言，一旦刑事诉讼进入到庭审阶段，当然是以庭审过程中的被告人交待和当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为准。但，这并不意味着翻供后，侦查阶段中的同步录音录像就毫无意义。首先，当同步录音录像是完全符合前述的规范时，这本身就使犯罪嫌疑人、证人不能以侦查部门违反法定的取证禁止性规定为翻供的理由；即使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以其他理由翻供，同步录音录像所产生的视听资料本身就构成了对其提供的新的交待或者证言的否定，翻供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应当对其翻供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当解释明显不合理或者被控方的举证所否认时，其交待或者证言将会不被法庭采纳为定案的根据；最后，在合乎规范的情况下所收集的同步录音录像对犯罪嫌疑人和证人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威慑，它将大大增加其翻供成本。 （二）、中国刑事诉讼中的同步录音录像与国外的区别。 国外同样将同步录音录像运用于司法实践。英国于1991年颁布的《录音实施条例》对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进行同步录音的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而随后实施的《录音实施法修正案》补充规定了对录像制作的要求。通过这两个法案的实行，警察讯问笔录被法庭采纳的概率大大提高。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同样是为了确定讯问的真实性、合法性，从而使法庭能对侦查机关的讯问加以采纳。不过，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在一些原则性规定上与英国是不同的，其关键就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而英国则是给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因此，当我们把同步录音录像应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时，就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去考虑其具体规范。 同步录音录像是刑事诉讼中极有发展潜力的一种侦查手段，对于侦查机关的行为规范、证据固定有着不可替代的能力，如果对它的使用程序加以统一规范，并能得到审查起诉部门和法院认可，那么在今后侦查部门的证据在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的采信概率必将极大地提高，办案效率大大加强。这正是同步录音录像的本质要求所在。 |
